皇权独大：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

文 / 侯杨方

清朝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皇权独大。乾隆皇帝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这句话是十分自大的，也是对清朝的整个统治方式的一个十分好的总结。

清朝在康熙以后，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内阁，从内阁到南书房，从南书房到军机处，都是皇帝个人的咨询机构兼秘书处，并非最高层的决策机构，因而清朝皇权独大，没有任何机构与个人能够限制皇权。

自乾隆十三年起，年轻的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傅恒成为乾隆皇帝最信任、最重要的大臣，而雍正朝的老臣曾经全部退出了政治中心，仅剩的张廷玉，如乾隆皇帝所说，也只是一尊陈设而已。但即便是最受信任的傅恒，也不外只是承旨办事，转述皇帝的命令，而不能对决策有任何的干预，一切的权益都控制在皇帝一人手中。

无论是康熙时期的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是雍乾时期的军机处，最多只能为皇帝的决策起到咨询作用，军机处以至连咨询的作用也被削弱，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

乾隆皇帝将他父亲的“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皇权至上推到了极致。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因尹嘉铨在著作中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被乾隆皇帝发现后严厉驳斥，说宰相之名从前明洪武年间就被废了，后来设置了大学士，清朝持续下来，但是大学士的职责仅仅是票拟、承旨，绝非古代秉钧执政的宰相！乾隆皇帝的这段话十分直白。

在他看来，大学士只是承担文件起草任务的秘书，以至不需求出谋划策，一切的权益、一切的决策均由皇帝一人控制，大学士怎样配称为“宰相”？皇帝不只需控制最高的决策权，还要“亲揽庶务”，控制日常的行政权；乾隆以为他祖父、父亲与自己祖孙三代关于国度大小事情都是一把抓的。

清朝皇帝的勤政可称中国历朝之最，一年中除了仅有几天例外，从康熙皇帝开端的“御门听政”每天都要举行；一切的题本、奏折都请求皇帝亲身审读、指示，而其中触及的事情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大到战略布署、军队调动、高官人事，小到家庭命案、各地仓储、雨水粮价……

当时在军机处任章京的赵翼亲身感受了乾隆皇帝的作息：每天早上卯刻（五至七点）起床……从养心殿出来后，每过一扇门就要放一声爆竹，赵翼他们在军机处，听到一声声的爆竹声由远及近，就知道圣驾曾经到乾清宫了。军机处的官员们五六天轮一次早班，就曾经觉得很辛劳了，可是乾隆天天这么早；这还是平常天下安定的时分，而遇到边疆用兵打仗有军报送来时，即便是深夜也要起来看奏章，把军机处的人叫过来指示机宜。

皇帝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日常行政工作全部包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勤则勤矣，但效果却一定好。一个人的肉体、时间总是有限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大，肉体衰减，政务必定随之懈怠，这在高龄的康熙皇帝与乾隆皇帝两人身上表示得最为明显。

与此同时，由于皇帝独揽大小一切权益，大臣沦为单纯的执行工具，缺乏客观积极性和见机行事的才干，一切都要等候皇帝的指示，一旦发作紧急状况常常应对不迭，雍正年间对准噶尔的战争很大水平上就是因而而败。

康雍乾三帝都有过人的肉体与义务心，以及超越常人的政治才干，他们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高强度地处置政务，乾纲专断体制合适他们，但并分歧适他们的子孙；而清朝皇帝最重祖制，故步自封，他们的后代皇帝在这个体制中就勉为其难了。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在决策英明的前提下，乾纲专断体制也有其效率高、执行力强的优点，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数次严重征伐均出自于自己的专断，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的专断专行同样也深化地改动了中国的历史。但像这样雄才大约的君主究竟是极少数，更多的平凡或昏聩君主的专断专行却带来了灾难。

暮年的乾隆皇帝志自得满，极度自我收缩，在贬斥大臣的作用之余还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这意味着大臣仅是工具，只需执行皇帝的英明决策即可；在英明皇帝洞察一切的监视下，大臣没有丝毫的权益与邪念，因而既不会树立勋绩成为名臣，也没有机遇成为祸国殃民的奸臣，他们只不外是帝国庞大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以至螺丝钉。能够说，皇权的至高至尊，在乾隆朝抵达了高峰。

清代皇权独大，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与之抗衡。中国历史上的外戚、权臣、宦官等侵夺皇权的专权现象在清代都不复存在。在乾隆皇帝看来，这种无名臣、无奸臣的状态是社稷之福。乾隆皇帝因而鼓吹：“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似乎者。”

清朝吸取了历代的阅历经验，实质上是集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术之大成。

但是，绝对皇权存在一个庞大的风险，与皇帝自己有无足够的才干与肉体密切相关。假如是康雍乾三帝以及汉武帝、宣帝这样政治才干、肉体、义务心超强的皇帝，官僚的权益就会被大为紧缩，同时政治运转极为高效，对权贵、官僚阶级的打击力度、对中底层的维护力度——两者一定同时存在，但各有偏重：康熙皇帝偏重于维护中底层，汉武帝偏重于打击、抑止高层，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与汉宣帝则两者并重——也会相应增强；反之，皇帝的才干与肉体不济，官僚的权益就会相应扩张，但即便是中智之主，也能够从中均衡、调控，维持政权的稳定，依旧能够坚持中央权益的均衡，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中后期，皇权逐步削弱，官僚与宦官的权益开端增长，但还能够维持政权的有效运转。

假如遇上平凡之主，如汉元帝、成帝，明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官僚集团内部就会呈现猛烈的朋党之争，由于他们仅是职业经理人，能够重新换个新东家投靠，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不顾政权的安危而内斗不止，皇权在内斗中逐步削弱，直至政权解体。

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朝末年，国度财政解体，在关内李自成等起义军与关外满洲集团的双重打击下，明朝政权命悬一线，但官僚集团（含宦官集团）却依旧内斗不止，将国事、战事当成打击政敌的工具，完整不顾政权的安危。在最后关头，崇祯帝请求官僚捐银招募军队抵御，但官僚集团却阳奉阴违抵御，结果政权消亡了，千万家财也被李自成一网打尽。

清朝皇帝对明朝政局的紊乱印象最为深化，因而他们全力集中皇权，树立了绝对皇权的乾纲专断体制，不让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有独大、专权的机遇，让他们全部处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就是为了避免重蹈明朝的覆辙。

即便是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集团共治较为均衡、稳定的宋朝，当辽军南下至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时，也呈现了官僚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繁请求放弃都城开封南迁至成都或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的状况，幸而被宰相寇准遏止；靖康年间，金兵南下，在最需求当机立断的时辰，官僚集团又为了和战争论不休，内斗不止，朝议未决，金兵曾经渡河围城。

乾隆皇帝自豪地宣称“我朝自定鼎以来，综理政务，乾纲独揽，从未有用兵大事，臣下得以专主者”，即国度重要的军事全部由皇帝一人决议。控制的权益大，就意味着承担的义务重，也就请求皇帝自己的政治素质与才干要强。固然康熙皇帝创建了秘密立储的制度，但如何确保皇位继承人素质的问题依旧是乾纲专断体制的最大隐患，因而这个体制的继承人风险要远高于皇帝与官僚共治体制。

（本文选自侯杨方所著《乱世 : 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由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受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侯杨方 著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2022年5月

上承绪业、下启雄图的皇太极究竟有哪些用人之术？终身威武的康熙大帝为何暮年悲催？雍正和乾隆究竟谁是更残酷的君王？从康乾盛世到晚清败局的转机有哪些发人深省的启示？木兰秋狝和帝王南巡为稳定王朝统治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一错再错的咸丰皇帝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走向？

本书讲述了明朝消亡后，清朝重建统治次序，开创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历史。作品细数清朝十二帝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洞悉中央帝国权益和制度运转的内在逻辑。从笼络人心、皇权稳定、内政民生三个方面，细致剖析了清王朝统治的权术战略，剖析了封建时期帝国统治的特性，展示了王朝盛世与衰落的演化过程，给人以警醒和启示，是一部乱世史、兴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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