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讨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其中，横跨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外交史、科技史和艺术史等诸多范畴的展览会史研讨，正是这一时期史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集中展示了新时期历史学展开多范畴交叉、多学科渗透、多措施并用的鲜明时期特征。 展览会史研讨兴起 在国际学术界，海外学者对展览会特别世博会历史的研讨不时相当注重，相关研讨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中国这方面的学术研讨起步甚晚，大致上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80年代初，随着天津商会档案和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整理、出版，史学界开端留意到商会对近代展览会的参与以及中国与近代国际展览会（包含世博会）的历史联络。马敏于1985年发表《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一文，随后又于1988年发表《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一文，这两篇文章惹起学界留意。继之而起的研讨文章，先后有朱英的《端方与南洋劝业会》、汪岳波的《晚清政府参与国际展览会述略》、王翔的《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等。 上述研讨仅仅是个开头，到1999年云南昆明胜利举行世界园艺展览会和2010年中国胜利举行上海世博会，展览会及其历史惹起学界普遍关注，相继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梁碧莹《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安定洋万国展览会》、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产业政策》、马敏《中国近代展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等40余篇；出版相关书籍有郭方明主编《走进世博会》（1998），赵福莲《1929年的西湖展览会》（2000），赵大川编《图说首届西湖展览会》（2003），周秀琴、李近明编著《文化的辉煌：走进世界展览会历史》（2007），乔兆红《“一切始于世博会”：博览效应与社会展开》（2008）、《百年演绎：中国展览会事业的嬗变》（2009），马敏主编《展览会与近代中国》（2010）等十余部。与此同时，一批反映近代中国参与展览会进程的系统资料相继编辑出版，包含《解放区展览会资料》（1988）、《中国与世博：历史记载（1851—1940）》（2002）、《中国早期展览会资料汇编》（共7册，2003）、《清宫万国展览会档案》（2007）、《民国展览史料汇编》（2014）等。 此外，还有一批以中国近代展览会史为研讨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也值得注重。 以上研讨成果，标记着在学术探求与理想需求的双重推进下，展览会史研讨方兴未艾，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的学术分支。 展览会史研讨内容多样 变革开放以来，中国展览会史研讨依据挖掘的大量历史资料，取得丰盛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或加深了对原有问题的认知。 （一）中国近代展览会的展开进程及其特征。学者们以为，近代展览会在展开时段上，大致划分为晚清时期（19世纪60年代—1911）和民国时期（1912—1949）两个大的阶段。从方式和内容上可分辨为走向世界参与各类国际展览会和在国内举行展览会两个方面。其结构性特性大致归结为“三多三少”：形制范围上，小型的多，大型的少；地域散布上，沿海地域多，西北内陆少；展品结构上，消费品多，重工业产品少。这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展开的特性。 （二）展览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位置和作用。研讨者多数以为展览会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清末兴起的商品赛会活动标记着中国经济被进一步归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各类赛会既集中表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水准，同时也裸露了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病和缺乏。经过赛会方式展开的大范围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有着弥足可贵的影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 （三）展览会对近代科技、文化传播的推进。学者们以为随着近代中国人对展览会的认识从最初的以政治、外交为主导，逐步过渡到以商业竞争和文化的进化为主导，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逐步凸显为时人关怀的主题，从一个侧面提示近代思想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化。中国参与国际性展览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学问传播的过程。 （四）展览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一些学者提出，近代展览会的展开进程，同时也是近代民族主义不时演化的进程。晚清社会对展览会认知的背地，已有一种含糊的“民族”观念，到民国初年，已演化成为一种以“展览”为载体、以“展开”为中心理念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进入民国后，展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又最为集中地体往常各式国货展览会之中。 研讨者们还对参与兴办展览会的关键人物、展览会与晚清政府、展览会与海关、展览会与商会、展览会与商战、展览会与城市展开、展览会与大众文娱及消费、展览会与女性、展览会与艺术、展览会与外交等触及展览会史的方方面面中止了深化研讨。 进一步推进展览会史研讨 中国近代展览会史研讨固然取得初步成果，但这一范畴的研讨在我国刚刚兴起，能够说任重道远、方兴未艾，需求从以下几方面真实努力。 一是进一步挖掘史料，为深化研讨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关近代展览会的史料，包含大量中外文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游记、日记、回想录等，目前已编辑出版的各种资料只能说是冰山一角。仅以报刊史料而言，据笔者检索近代期刊目录，至少有100多种近代报刊报道了展览会，至于《申报》《时报》《大公报》《外交报》《东方杂志》等，更是连篇累牍加以报道和评论。这些资料都亟待中止系统的整理。 二是拓宽研讨视野，对之展开全方位、全景式的研讨。展览会史所具有的跨文化、跨国度的特殊广博性与丰厚性，更需求我们不时拓宽研讨视野，中止全方位、多侧面、平面式的察看。在全球化史观下，展览会史研讨的视角还可进一步扩展，包含文化史视角、科技史视角、政治与外交史视角、观念史视角、城市史视角、经济与社会史视角、艺术史视角，等等。只需从多视角展开研讨，我们才干获致一幅全景式的展览会史的平面画卷。 三是强化问题认识，突出中心线索，中止深度挖掘。展览会史牵涉的面十分宽广，若要对之中止深度挖掘，读出表象背地的意蕴，就必须循着一定的历史中心线索或人类共同关怀的主题，在对问题的求解中深化我们对展览会史的认识。包含全球化、民族主义、大众文化、人类共识、科技进步、文化互鉴，等等。 无论是视角拓展，还是问题认识与中心线索，触及的都是历史研讨的措施论问题。历史研讨的取径与方规律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透视法”，即在展览会史研讨中要留意“以小见大”“由表及里”“以点带面”，不只需深化研讨相关展览会的组织、展览、营运、颁奖、观众、理念、影响等内部结构与要素，而且要跳出展览会，察看、剖析影响展览会的若干外部要素和条件，以及包含其间的社会力气、社会潮流及社会思想。一句话，即透过展览会看社会，将对展览会的单纯研讨上升为展览会与社会文化变更的相关研讨。 作者简介：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讨所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09月27日。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 “ 近现代史研讨动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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