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历史传承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历史传承

朱诚如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化研讨阐释中华文化来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逐一个绵亘五千多年至今不曾中缀的文化，这其中“大一统”理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发明了绚烂的古代文化，构成了关于国度制度和国度管理的丰厚思想”，并特地提到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在中华儿女开发和树立美好家园的长期斗争中，各民族共同消费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构成了牢不可破、牢不可破的“大一统”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中华民族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度支离破碎、中央步调分歧、价值观虚无紊乱。固然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呈现过团结局面，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不论团结的时间有多长、团结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历史一再证明，只需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度就能够强盛、安定、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健康。

“大一统”理念贯串古今

回溯历史，“大一统”理念是贯串中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线之一，更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的重要纽带。

“大一统”表述，始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儒董仲舒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人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大一统”理念是祖先对国度管理次序的阐发，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步构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中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融合格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树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及至汉代，在汉高祖及其后汉文帝、汉景帝积聚的强大国力基础上，汉武帝极大推进了“大一统”王朝的构建。东汉末年皇权衰落招致三国鼎立，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繁内迁，逐鹿中原，中华大地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融合。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主动将自己归入中华“正统”历史序列。

任何一个号称“正统”的政权，必须完成“正统”所肩负的统一疆域的崇高任务。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曾言：“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故此，苻坚在统一中原后南征东晋，以完成“统一天下”之大业。

隋朝终了了“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团结局面。唐朝南北一统，东西贯串，创设了800多个羁縻州府经略边疆，“大一统”盛况绝后。唐以后，宋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并立。

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完成史无前例“大一统”的王朝，将东北渔猎经济区、北方游牧区、西北和西南的游牧与农耕兼营区、南方及中原农耕区、滨海农耕与渔业区包含一同，可谓疆域“大一统”开辟者。汉、隋、唐、宋诸朝虽有天下之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若元”乃“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定国号为“元”，“见天下一家之义”。元末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树立以汉人为主的明朝政权。此时的汉人群体，不只包含东晋以来北方黄河流域南迁的汉人，也包含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以及被元朝以为是“汉人”的契丹、女真，以及留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等，中华大地各民族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清朝是东北地域少数民族满洲树立的，也是“大一统”理念和理论展开的高峰。入关前，满洲人偏居东北一隅之地，皇太极明白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入关后，康熙帝强调“无分内外，视同一体”，雍正帝云“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乾隆帝说“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正是在“大一统”理念指引下，清朝完成国度“大一统”。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惩处大会上深化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度展开的进程。尔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接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以“自强不息”的民族品德追求“大一统”

民族品德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想感情、心理特征和思想方式的集中反映。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禁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屡仆而屡兴、愈挫而愈勇，一直坚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千百年来锤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品德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一往无前的内在动力。古代神话中传播的“坚韧不拔”、“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孔子倡导的“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汉使苏武的啮雪吞毡，以及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司马迁忍辱而作《史记》等，无不表示出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民族品德。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德具有丰厚内涵。其中，包含了深思“时艰”的深沉忧患认识。从《周易》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种忧患认识寄予着激烈的历史义务感。包含了“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中华民族绵亘展开的历史长河中，固然朝代不时更迭，天下分分合合，但最后都归于一统，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爱国主义“根”之深、“蒂”之固息息相关。包含了舍生取义的高尚时令。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时令鼓舞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推进民族奋进、矢志报效祖国。包含了革故鼎新的改造肉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在改造中行进的历史，好比在政治上层建筑上从分封到集权，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军机处，不时探寻着愈加合适“大一统”国度展开的政治体制。

中国是有着古老文化的泱泱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长期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各民族共同铸就了秦汉雄风、大唐气候、康乾盛世的历史。后来在世界工业反动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作深化改造的时期，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度蒙辱、人民蒙难、文化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屈从，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示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希图，有力捍卫了国度主权和领土完好，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百战百胜的民族羞耻！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意愿军将士高举扞卫战争、对立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用巨大胜利向世界宣布“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需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度的时期是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外来侵略，中华民族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时令，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力维护了祖国和民族的威严。

纵览历史，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德为维护“大一统”格局提供了强大肉体动力和不极力气源泉。特别是近代以后，在面对亡国灭种危机的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同、心聚在了一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绝后增强。

以“同床异梦”的行世之道维护“大一统”

“中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在长期理论中总结出来的规范民族心理结构、思想方式和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一种民族传统和礼制规范。“中”意为中道、时中，强调处置事情不偏不倚、恰到益处，既不能过，也不能不迭；“和”意味着调和、和合，强调不同对象彼此相应无碍、抵达调和。中华文化注重以“和”文化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的交流互鉴；以“中和”的博大容纳，融汇天下、聚合四方，稳定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

春秋时期，孔子在前人“中和”观念基础上，述古而开新，明白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主张吸纳不同意见，倡导对立双方谐和统一，避免极端。简言之，就是求中、求和。推崇“中和”，并以此作为行世之道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对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度维系内部团结、稳定社会次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和”理念体往常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哲人眼中，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因而人要参与大自然化育万物的活动，和宇宙万物处在一种谐和、密切的关系中，力戒逆天违道、随心所欲。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为人能够提升自己的境地以“与天地肉体往来”。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之说，明代王阳明的“一体之仁”之说，都集中表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种理念的深化影响下，中国人崇尚“不违天时”、“敬天顺民”、“关爱庶民”。从先秦开端，中国古代思想家论述社会和国度的理想形态及其依据，大多着眼于为人之理，成人之道，修齐治平，这为“大一统”国度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厚的政治聪慧和思想道德资源。

中国各民族团结融合，正是“和为贵”理念在民族关系上的生动表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融合集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展开、稳定统一的巨大祖国的历史。为了促进和稳定汉族与兄弟民族的团结，中国历史上多有汉族与少数民族“和亲”之举，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到了清代，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的几代帝王，接受并吸纳“中和”理念。

“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蕴涵“和气”、氤氲“微风”，是中华文化一向的处世之道。《尚书·尧典》中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庶民；庶民昭明，协和万邦”。这里所说的尧之“德”，是要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再谐和庶民，也就是谐和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完成社会和睦；社会和睦之后再谐和各邦国的利益，让各邦国都能够调和协作。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展开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发明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候。喜好战争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肉体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置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翻开中华民族几千年恢弘历史，“中和”、“同床异梦”、“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都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历史基因。正是这种圆融而不狭隘、通达而不封锁的博大容纳，使中华文化得以“天下归心”，并且在融合互鉴、兼收并蓄中不时展开和丰厚。

以“天下为公”的价值导向引领“大一统”

在人类社会展开史上，各民族都会构成具有各自特质的基本价值导向。价值导向不同，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向就不同。“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的价值导向，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对维护“大一统”国度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化力。

中国古人考究“公天下之利”，即国度和民族的大利是“利天下”。这是义利观的高度统一，即大义和大利的统一。荀子曰“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然后利”。中国历史上那些在国度民族危难之际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人，向为后人传颂、缅怀。而那些在国度民族大义面前“利令智昏”的人，永为后人贬斥、唾弃。

唐代画家阎立本创作《步辇图》卷，描画唐太宗李世民在宫内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形，展示了古代汉、藏民族的友好交往。图为《步辇图》卷（部分）。　故宫博物院供图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离不开国度完整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基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崇高职责。及至近代，民主反动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终身坚持以“天下为公”为最高思想境地，面对军阀割据、山河破碎、安居乐业，一直坚决维护国度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团结国度、团结民族的行动和行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度，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认识之中，正是这种认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度而被保存下来。”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等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导向随着时期展开而展开，但是把“天下为公”从理念变成理论，将“一心一意为人民效劳”、“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作为初心恒心的行动，只需巨大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

历史充沛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同床异梦”、“天下为公”等理念，是中国人对统一多民族国度产生认同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促进了国度统一和稳定，具有永世魅力和时期价值，需求不时推进其发明性转化和创新性展开。

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