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系维护了古代东亚战争

朝贡体系维护了古代东亚战争

转载 作者：黄纯艳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 时间：2021.07.20

古代东亚长期存在以朝贡体系为特性的国际次序，这一国际次序以天下观、朝贡体系二位一体为历史逻辑。天下观是自先秦逐步构成的涵括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和次序观念，朝贡体系是天下观理想方式的理想映照，二者互为表里，不能相互脱离。

在朝贡体系中，古代东亚地域各政权共认和奉行以中国为中心的关系形态和交往准绳。在与中国交往时，朝鲜半岛的高丽与朝鲜王朝、越南历代王朝、琉球等了解并遵照朝贡制度，其文书格式、交往礼仪都主动遵照朝贡规则。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在树立各自国际次序时也采用朝贡制度，即以本国（“小中华”）为中心的“小天下”次序。古代东亚诸政权正是在朝贡次序的逻辑下展开交往。

朝贡体系兼具理念的绝对性和理论的灵活性。朝贡体系构建的“名分世界”中，朝贡体系树立者与其直辖区域外一切政权和民族的关系都被营造为华夷关系，在方式上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在理想交往中，常常依据关系实态中止弹性处置，朝贡体系多层次、多制度的圈层构培育是很好的表示。中国历代王朝对前来朝贡的诸国和各族“因俗而治”，以至听任其具有皇帝称号，招认并允许不同朝贡体系并存，表示了朝贡体系的灵活务实。这也是朝贡体系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缘由。

在天下观下，朝贡体系的基本目的是建构稳定的华夷整体次序。中国古代王朝建构、维系朝贡体系并非为追求经济利益，与朝贡国交往时奉行“厚往薄来”，经济上得少失多；同时也非为追求疆域扩张，而是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为上策，希望经过自身的富强昌盛感化“四夷”，反对“疲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反对“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因而，朝贡体系的基本目的是构建“守在四夷”的稳定的保险次序，树立一个包含中国和“四夷”在内的保险共同体。

朝贡体系构建者，不论是古代中国中原王朝构建的大朝贡体系，还是周边国度或政权构建的“小天下”，首要目的都是保障自身政治保险。对以正统自居的中原王朝而言，建构朝贡体系事关其统治合法性。天下观下的正统是华夷一统，即所谓“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称也”。这不只请求中原王朝统治者承袭德运和道统，也请求其树立包含四夷在内的朝贡体系，以此证明自己乃“奄有万邦”“四夷怀服”的天子。

关于中国周边国度和政权而言，参与中国中原王朝朝贡体系可使其稳定国内和区域位置。例如，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参与中国朝贡体系，既能够增强其在国内统治的合法性，还能够进步其在东亚文化共同体内的位置，从而确保国度保险，完成国度利益最大化。古代越南采取“内帝外臣”的方式，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统治者对内称帝，向中国称臣，同时以此“正定名分”，“得以号令其国人，别国不敢欺负”。

朝贡体系稳定与否，也关系着中原王朝的理想保险。朝贡体系稳定时，王朝保险能得到保障，反之则遭到要挟。即便强盛一时的唐朝也是如此。唐朝击败突厥，完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建构，是国度得以稳定繁荣的重要外部环境。而国力式微后，唐朝不惜以付出庞大经济代价的绢马贸易和朝贡回赐，与强悍的回鹘政权维持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唐朝衰落后，南诏背离朝贡体系，成为其边患，加速其覆亡。

也正因而，历代中原王朝多牺牲经济利益，以“厚往薄来”的方式维持朝贡体系的稳定。唐对回鹘如此，宋将开停榷场互市作为与西夏坚持朝贡关系的前提，明朝规则“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都是如此。

有学者提出，“朝贡体系固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次序，但其维持并非依托中国双方面的强迫或施惠，而是依据各自的利害关系来参与其中并依赖各周边国度的共同努力”。而且，越南等多个国度还树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共同构成了复合、整体的东亚次序，构成了与体系内诸政权密切相关的保险共同体。这一保险共同体的维持也非中国双方面能够完成，而是朝贡体系内的各方在遵照同一观念下，出于各自的利益，在理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实力和需求博弈中，得以维系。好像任何一个国际体系一样，朝贡体系并不能根绝理想的抵触，特别是结构相对涣散、义务义务相对含糊的古代朝贡体系。由于遭到体系内诸国利益诉求不同、双向认识差别，以及统治者个人等要素影响，朝贡体系也的确寓含着不稳定性，只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保险共同体。

需求认识到朝贡体系是一个历史现象，其制度及背地的观念并非原封不动。朝贡体系中的册封制度从封赐爵位到不时添加内臣化官爵、再到仅封爵位，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清朝划分朝贡诸夷和通商诸夷等，都显现了内外观念的逐步变更。而民国时期从华夷观念走向“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是一个”，表示了中国曾经从内部完成了对天下观、朝贡体系的历史逻辑的超越。

朝贡体系内各国度和政权自立认识也是消解朝贡体系的另一内部力气。特别是16世纪以后，西方学问、观念和殖民权力进入东亚，逐步冲击和改动东亚朝贡体系的观念和格局，朝贡体系内各国度和政权因应新的变局，逐步主动或被动地摒弃朝贡体系，接受并参与条约体系。日本自唐后期就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若即若离，以至表示出激烈的叛离；近代以来，日本是最早主动接受西方条约体系的原朝贡体系成员，并将条约体系和“万国公法”作为瓦解以清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完成扩张的工具。

朝鲜王朝等在因应近代改造中，一方面坚持与中国王朝的朝贡关系，借此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开端与西方国度签署条约，在朝贡和条约两种体制中努力寻求自存之道，最终逐步脱离朝贡体系。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树立殖民统治，直接冲击了当地原有的亚朝贡体系。越南的“小天下”随之瓦解，清朝与越南的朝贡关系也随着188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署《中法新约》而宣布终结，中越之间的朝贡体系被条约体系取代。

在“内外拆解”之下，东亚朝贡体系最终在观念上从“天下”走向“万国”，关系形态也从朝贡走向条约。以天下观和朝贡二位一体为基本理念和理想格局的朝贡体系，随着旧次序的终结，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