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丨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趣历史丨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由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容貌。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似乎唐代物产美不胜收、商客纷至沓来的现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但是，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运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期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发明的货币也便逐步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珍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圆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画，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运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发明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买卖运用黄金，较小数额则运用铜钱。因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常常更多地用作流通伎俩，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普遍盛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结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弃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重约半两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规范。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展开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更多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终结，而非新的开端。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水平上持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称号，一开端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称号慢慢和重量分别。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依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规范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权衡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遇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以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沉思自己怎样可能让邓通贫穷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富也因而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的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收缩，诈伪肆意，管理十分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关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顺应时期展开的需求。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变革，为汉武帝所采用。遏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受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范围运用，不时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固然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应战，却依然坚持着无独有偶的位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状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外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真，数月之间，蜀汉府库疾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取民财的做法，一朝一夕培育的经济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发布诏书，请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庶民或私以古钱买卖”，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安定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呈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完成南北统一，普遍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呈现。汉末耐久以来的政治骚动与团结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求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契合规范的五铢钱，大约每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请求各个贸易关口严厉查钱，契合规范的钱才干入关，而不契合规范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遏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步构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上下的外郭，从而维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依旧以五铢钱为规范，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胜利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发明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严重改造，首先体往常货币的称号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未几都是以重量为称号，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端，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阐明货币愈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废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曾经有了，唐代最开端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期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以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念以为，固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但是，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普通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而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圆满的痕迹丢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但是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尔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以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域市场上依旧盛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度也有深化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运用。以开元钱为中心，构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展开。

开元通宝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运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化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抵达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规划漂亮，每个皇帝统治时期简直都有新的铸币，以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买卖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简直不怎样变更，年号能够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障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化影响着周边地域，越南在北宋时期开端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运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范围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常常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以至有不少是从公挖掘出来的，招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形形色色的宋钱都充溢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经战乱而树立，常常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杂乱，轻重不一，招致买卖中诈伪横行。因而，便有了规范货币运用的请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水平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水平上使得新旧钱币完成平滑的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十分失败的。元末通货收缩、物价高涨，人民生活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置趋于解体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消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措施是，消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慌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消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消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钱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曾经深化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践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意味全然出往常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树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请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但是，耐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遏止势必招致经济骚动。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以为只需便于庶民生活，古钱、今钱能够共同运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紊乱、经济骚动的时分，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应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固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权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展开，中国与世界的联络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含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

纵观中国古代“普通等价物”的普通命运，作为主流的金属货币，生命力很顽强，以至超越它所属的政权。以铜钱为代表的金属货币，自身具有特殊性，使其不随政权更迭而疾速消逝，而能够存在较长时间。特别是汉五铢、开元钱等具有时期意义的金属铸币，流通有数百年之久。钱法紊乱、诈伪丛生，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展开之时，政府也会试图回收市面上的“恶钱”、铸造新钱，树立稳定的货币次序，当然，新钱也难以疾速将市面上的旧钱“斩草除根”。而与之相比，特别依赖政府信誉、坚持稳定币值的纸币，则与政权的兴衰紧紧绑定在一同。

政权更迭，属于王朝的政治统治曾经终结，而经济上的惯性却依然存在，货币也是其中见证。

来源：国度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