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胜利骏烈，卓乎盛矣。”

——《明史·成祖本纪》

自汉武帝以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就逐步成为历代儒家学者臧否帝王政绩、权衡中原王朝强盛与否的标记。当四夷诸国纷繁打着“贵中国”的旗帜前来朝贡时，“天朝上国”在对外交往中的至尊位置似乎彰显无遗。

细致到树立在元朝废墟上的明朝而言，如何消弭蒙古统治在海外的影响，树立新王朝的华夏正统位置和大明天子“光被四表”的形象，就显得愈加重要了。回望蒙古（元）统治的一个世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发作了天翻地覆的变更。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黄金家族”眼里，与外国的关系只需两种：敌对或者臣服。传统的“朝贡”体系由于元朝统治者的蒙古族身份和军事征伐的武力政策完整异化为其对外扩张的工具。出于这一立场，元朝在兼并南宋之后并未停下扩张的步伐。两伐日本，三征安南（今越南北部）；灭缅甸、攻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置高丽为征东行省，又以舟师远征爪哇岛……结果，元朝简直与一切周边国度的关系都处在慌张状态。有元一代，东亚的国际政治次序与其说是一种朝贡体系的政治格局，倒不如说更像是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以战争、结盟、降服为主的“霸权”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摆在朱家天子面前的任务就是重新树立传统中国式的“天下次序”——经过与外邦蛮夷树立朝贡体系，得到“他者”对明王朝政权的外部认同，重新确立华夏王朝在四夷心目中的“天下共主”位置——也就是朱元璋所说的“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

完成这一点并不容易。蒙古（元）对周边国度的武力扩张，首先恶化了与后者的关系。而蒙古军在扩张战争中的失败，也使得周边国度史无前例地树立起关于中原王朝的自自信心。日本的怀良亲王面对朱元璋的诏谕，对明太祖“天朝上国”的自卑感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和回应——“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而当明太祖遣使前往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南部）中止册封之时，当时称霸东南亚的海上帝国——爪哇的满者伯夷王朝更是勇于事前派人设下潜伏将明使杀害。关于这两个“抗拒王化”的周边国度，明太祖最后也只能迫不得已，“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