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因“漕运通济”而得名，延展昌盛至今。历史上，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加之其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位置，在效劳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进而成为京城名不虚传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位置。本文节选自《通州大变局：1860-1949》，较原文有删节修正。小题目为编者所起，非原文一切。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取得出版社受权刊发。 关于通州的重要位置之论述，无数政治人物、文人学者都不乏赞誉之词。有“漕运襟喉之地”之论（阮鹗《严防卫以慎储蓄》），有“合理东西南北之冲，水路要会”“通州安，而京师亦安矣”之论（杨行中《（嘉靖）通州志略》），有“实水陆之要会，为畿辅之襟喉，舟车之所辐辏，冠盖之所往来”之论（周之翰《通粮厅志》），有“左辅雄藩、神仓重地”之论（《（乾隆）通州志》），有“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之论（《（光绪）顺天府志》）。 固然这些论述遭到普遍认同，但是都拘于王朝幅员之内看通州的位置，重在强调通州跟京师的关系。实践上，元明清时期，通州与世界紧密相连。至少在亚洲地域，通州已是一个国际重镇，是名不虚传的“万国朝宗之地”（《雍正御制通州石道碑文》），正如通州籍作家王梓夫在《通州赋》中所言：“通州，通天下之州也。” 王梓夫所言没有丝毫夸大，是对历史上的通州，特别是元、明、清时期通州重要位置的总结。历史上的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从水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南端动身，因浙东运河延伸至港口城市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从而通向南亚各国。从陆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北端向北，历史上曾有一条通往张家口的商道，继续延伸，与丝绸之路相衔接，经中亚、西亚，直接欧洲；从通州向东，沿着古代燕山南路大道，出了山海关，不时到朝鲜半岛，从而与东北亚紧密相连。更深层次缘由是，由于通州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位置，在效劳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州成为京城名不虚传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位置。
《通州大变局：1860-1949》，杨家毅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 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位置得到显著提升 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是朝鲜使臣和南来诸国使臣朝贡的必经之地。明正德时期吏部尚书、大学者李东阳曾多次写诗描画在通州见到外国使节的情形，留下了“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使节南行又北旋”等诗句。可见，当时的通州是国际化水平很高的城市，经常能够看见来自朝鲜、琉球、安南、日本等国度和地域的使团和商队。 辽金两代，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位置得到显著提升。金代，通州是上京到中都的重要一站：“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四十里至三河县，三十里至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辽代末年，金军沿着这条大道直抵南京城下。金代定都中都后，这条通道也是通往后方的要道。这条通道上的榆关、平州、滦州等，都是自然的险要地带。特别是位于中都城东的通州，在历史上是京城东部重要的门户。 从元代开端，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串，通州“水陆要冲”的位置进一步稳定。由于元代统治者来自北方，他们十分注重大都城与当时的北京（大宁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及其东部和北部的联络。通州是元大都到大宁城，乃至东北地域的重要一站。据《析津志》记载，从大都经通州到冀州后通往东北地域四条细致道路：“一路正东至遵化，转东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南至玉田，东北行至永平，正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北行八十里）遵化、（九十里东北）滦阳、（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宽河、（一百里）神山、（一百里）富峪、北京（大宁）、玉田、（正东八十里）丰润、七个岭、（八十里）永平、（正北五十里）建昌、（四十里）上滦、（八十里）大姑、（九十）新店、（七十）木思、（六十里）甜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落、北京（大宁）（北分二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一路正东行至驿安）。”这更分明地表明了通州在元大都与东北地域联络中的重要位置。
通州至山海关道路图（清代绘制） 图片来源：国度图书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依托长城，以辽东都司辽中卫（今辽阳）、大宁都司大宁卫（今宁城西）、北方重镇开原（今属铁岭）三个驿站节点，辐射东北地域和朝鲜半岛的交通和驿站系统。依托京杭大运河及沿线各城市，构筑辐射南方各省，并与福州、泉州等海港树立起通畅的联络。从东北地域、朝鲜半岛通向北京的陆路和南方相关各省、海上航路通向北京的水路都要在通州交会。 从陆路看，从北京到大宁城，从北京到辽阳，再到开原，并以此为中心衔接东北地域和朝鲜半岛，都要经过潞河驿。从北京至大宁沿用元大都—遵化—大宁站道，细致驿路为：顺天府四十里潞河驿，潞河驿五十里夏店驿，夏店驿五十里公乐驿，公乐驿五十里渔阳驿，渔阳驿六十里石门镇驿，遵化驿七十里滦阳驿，滦阳驿五十里富民驿，富民驿六十里宽河驿，宽河驿六十里柏山驿，柏山驿六十里会州卫，会州卫六十里季庄驿，季庄驿六十里富峪卫，富峪卫七十里大宁都司。 从北京到辽阳的细致道路为：会同馆四十里至通州潞河驿，七十里至三河县，七十里至蓟州渔阳驿，六十里至阳樊驿，二十里至玉田县，四十里至永济驿，四十里至丰涧县，三十里至义丰驿，七十里至七家岭驿，六十里永平滦河驿，六十里至芦峰口驿，六十里至抚宁榆关驿，六十里至山海关，六十里至高陵驿，六十里至沙河驿，六十里至曹家庄驿，六十里至连山岛驿，六十里至杏山儿驿，六十里至小凌河驿，八十里至十三山驿，七十里至板桥驿，七十里至沙岭驿，八十里至牛家庄驿，九十里至海州卫，九十里至安山驿，六十里至辽阳城。 辽阳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其为中心，有四条驿路干道：东路到鸭绿江西岸，南路到旅顺口，西路到山海关，北路到开原。明代开原是东北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重镇和交通咽喉。以开原为中心，构成多条辐射驿路干线，延伸东北全境，并与朝鲜半岛衔接起来。其中，“开原东陆路”是明初建州左卫的朝贡道；“纳丹府东北陆路”是明初建州卫、毛岭卫的朝贡道；“开原西陆路”是明代从开原通往蒙古坝上草原的交通线；“海西西陆路”是明初兀良河等卫的贡道。 从水路看，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随着金灭辽及北宋，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域，得以应用潞水东南部的入海口和通向潞河的各漕河，将粮草物资经潞河运往通州，所以通州成为金中都东部的漕运重地。金海陵王南侵，在通州建造战船，经由潞水出海到前线。到了元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取直贯串，通州在漕运上的位置愈加重要了。
明代通州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位置 图片来源：［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 鉴于通州在北京对外交通中的特别位置，明清时期，朝廷在通州设立的潞河水马驿。不同于普通的驿站，该驿不只承担陆驿的功用，还是运河水路系统的重要节点。明代从顺天府（今北京）到应天府（今南京）设置水驿40余所。细致道路为顺天府—通州潞河驿—和合驿—河西驿—杨村驿—杨青驿—奉新驿—青县流河驿—兴济县乾宁驿—砖河驿—新桥驿—连窝驿—良店驿—德州安德水驿—梁家庄驿—甲马营驿—渡口驿—临清州清源驿—清阳驿—东昌府崇武驿—荆门驿—安山驿—开河驿—济宁州南城驿—鲁桥驿—沙河驿—沛县泗亭驿—夹沟驿—徐州彭城驿—房村驿—新安驿—邳州下邳驿—直河驿—宿迁县钟吾驿—古城驿—桃源县桃源驿—清河县清口驿—淮安府淮阴驿—宝应县安平驿—界首驿—高邮州盂城驿—邵伯驿—扬州府广陵驿—仪真县仪真水驿—龙潭驿—南京应天府龙江驿。 陆路和水陆不时地向外延伸，将通州与世界联络起来 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都不时地向外延伸，从而将通州与世界联络起来。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是由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经浙东运河与宁波相连，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 浙东运河西起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东至浙江东部重要港口城市宁波。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商贸繁荣、文化昌盛。宁波古称“鄞”“明州”，又因境内四明山而出名，所以又有“四明”之称。浙东运河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晚期越国开凿的“山阴古水道”。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水道做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浙东运河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在疏浚大运河时，对它也做了整治，使它与大运河的沟通愈加顺畅。唐中叶，曾多次对浙东运河进行疏浚整治。南宋时，朝廷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范围的疏浚，通航状况大为改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从宁波到通州的水路十分畅通，航道已十分红熟，从而将都城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衔接在一同。 明永乐年间，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赴北京任职。张氏坐船从宁稳定身，动身的地点是宁波城西望京门，从浙东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地点在萧山城西十多里的西兴，沿京杭大运河，途经杭州、苏州、扬州、徐州、德州，进入顺天府通州地界，依次是漷县、张家湾和通州城。他将全程所经36地、72座大型水闸，合计约3700里的行程编成《北京水路歌》。这首歌曾经在大运河上普遍传唱，但是由于时期久远，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而歌本收录在明代学者余永麟编著的《北窗琐语》一书中，为今天研讨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明清时期，从宁波到通州的运河水道不只是成熟的官道（漕运）、商道，也是外国使臣、商队到京城的必经之道。明初，朝廷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同时，又于洪武三年（1370年）设立了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作为中外贸易的官方通道。南方诸如日本、琉球、占城、安南、苏门答腊、爪哇、暹罗等国度和地域的人，进入中国后，可经过京杭大运河抵达北京。以日本为例，日本商人、使团普通都是在浙江宁波一带登陆，并在朝廷设置的特地接待朝贡使节的“安远驿”完成正式手续。《（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凡遇到倭夷入贡，处正副使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 在日本使团中，以策彦周良最为引人注目，成为今天研讨明代中日关系的典型对象。这与策彦周良自身的学识和阅历有直接关系。策彦周良（1501—1579），号谦斋禅师，是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曾两度带领使团到北京。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三月，策彦周良奉命作为“勘合贸易”副使，第一次入明。朝贡使团从宁波登岸，沿运河次年经通州到北京。 回到日本后，著有《初渡集》。此次出使，他虽为副使，但由于表示出色，回国后，名声大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策彦周良以正使身份率团第二次入明，到北京就朝贡贸易进行谈判。完成任务回国后，又著《再渡集》。《初渡集》《再渡集》合称为《入明记》，其内容十分翔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依据记载，策彦周良北上线路为：昌国驿（宁波府）—石浦所（宁波府）—定海口（宁波府）—宁波府府城—安远驿（宁波府）—车厩驿（宁波府）—姚江驿（绍兴府余姚县）—曹娥驿（绍兴府上虞县）—东关驿（绍兴府会稽县）—蓬莱驿（绍兴府）—钱清驿（绍兴府山阴县）—萧山驿（绍兴府萧山县）—西兴水驿（绍兴府）—吴山驿（杭州府）—苕溪驿（湖州府）—平望驿（苏州府吴江县）—松陵驿（苏州府吴江县）—姑苏驿（苏州府）—锡山驿（常州府无锡县）—毗陵驿（常州府武进县）—吕城驿（镇江府丹阳县）—云阳驿（镇江府丹阳县）—京口驿（镇江府）—广陵驿（扬州府）—邵伯驿（扬州府江都县）—盂城驿（扬州府高邮州）—界首驿（扬州府高邮州）—安平驿（扬州府高邮州宝应县）—淮阴驿（淮安府）—清口水驿（淮安府清河县）—桃源水驿（淮安府桃源县）—古城驿（淮安府桃源县）—钟吾驿（淮安府宿迁县）—直河驿（淮安府邳州）—下邳驿（淮安府邳州）—新安驿（淮安府邳州）—房村驿（徐州府）—彭城驿（徐州府）—夹沟驿（徐州府）—泗亭驿（徐州府沛县）—沙河驿（兖州府济宁州）—鲁桥驿（兖州府济宁州）—南城水驿（兖州府济宁州）—开河水驿（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安山水驿（兖州府东平州）—荆门水驿（兖州府东平州阳谷县）—崇武水驿（东昌府聊城县）—清阳驿（东昌府清平县）—清源水马驿（东昌府临清州）—渡口驿（东昌府临清州）—甲马驿（东昌府高唐州武城县）—梁家驿（济南府德州）—安德驿（济南府德州）—良店驿（济南府德州）—连窝驿（河间府景州吴桥县）—新桥驿（河间府交河县）—砖河驿（河间府沧州）—流河驿（河间府青县）—奉新驿（河间府静海县）—杨青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杨村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河水西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和合驿（顺天府通州）—潞河驿（顺天府通州）。第一次，策彦周良一行抵达通州张家湾的时间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月初朔旦（初一），第二天从张家湾由陆路前往北京城。对当时的情形，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二日巳刻，发张家湾，车马如云。车以载货，一车各马九匹挽之；马以驮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外学术界逐步认识到，始于1500年前后的“全球化”，其经济中心在中国，而不是欧洲。很显然，京杭大运河在联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以至能够说，正是由于京杭大运河将王朝的都城与海、陆丝绸之路衔接起来，才进一步促进了中外贸易，才使“整个世界经济次序当时名不虚传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由于“外国人，包含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的确表示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仰仗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度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不时持续到清末 二是通州与丝绸之路相衔接的历史调查。 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是南北客商、货物转运的中转站。从元代开端，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串，通州成为名不虚传的首都“东大门”。由于完善的交通体系，早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北端枢纽城市通州，就曾经与丝绸之路完成了衔接。 明清时期，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商帮，将南方的茶叶、布匹经过京杭大运河，以通州和张家湾为中转站，运往张家口，再沿张库大道，延伸至蒙古、俄罗斯等地。由于这条商道以山西商人为主，所以沿线散布了不少晋商会馆。有学者经过研讨晋商会馆，勾勒出这样一条简直被遗忘的古商道。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孟伟等人，经过调查在苏州、通州、京城的山西会馆，特别是会馆留下的碑刻资料，得出了“南布”（“松江布”“南京布”）经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京城，然后再运抵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行销草原，再交流至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贸易，从而完成了“南布北运”。
通州城外的驼队，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刘福龙珍藏。 除了布匹，另一种大宗贸易商品为茶叶。明清时期，由于南方的茶叶云集通州，在通州、张家湾构成了专业的茶叶市场。山西茶商兴办的茶庄有“大盛川”“大德恒”“玉川”，是通州茶行中最大的3座，连同北关的“复兴”“公祥”等一共8家。各茶庄都设茶栈，每年共批发去往华北、西北、东北乃至俄罗斯的茶叶达10万箱。 通州张家湾地域的山西会馆碑刻资料，与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账册、书信、规程等资料相印证，能够肯定当时这条商路不只贸易量十分庞大，而且构成了商帮恪守的贸易规则。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通州湾立规碑记》明白记载茶叶抵达通州的规则。 道光九年（1829年）《茶叶规程》记载茶叶抵达、分开张家湾的规则，规则“凡货船到（张家）湾，必许（须）系客船，方许轮帮。若止（只）有肆、伍家货搭别船来者，则卸栈，不得报信发车。务以本船到日，再为轮帮”。发货采用车或者骆驼运输的方式，很显然是经过陆运，所以规则“凡发脚，勿论车驼，俱归柜上搭派分发。如本客自雇，或各口庙雇来之车驼，亦要归公”。通州张家湾在这条商道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水运和陆运中转站。据珍藏于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口到库伦商货册单》记载，由于从南方通州湾来的茶叶货物迟到，所以影响了张家口到库伦的茶叶贸易，呈现了尚有若干茶箱未到的状况。孟伟以至以为，到清代，张家湾简直是“万里茶路”上独一的茶叶专用码头。 从通州到张家口的货物运输需求大量骆驼，因而在张家湾和通州构成了大型的骆驼店，每个店都有百头到数百头骆驼。在通州北关一带有18家骆驼店，位于牛作坊、马厂、皇木厂、前窑、后窑等处，有天庆、乾元、德聚、太和、三和、德丰、通畅等号。 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不时持续到清末。1900年，随八国联军侵华的法国军官毕耶尔·洛谛抵达通州后，还见到大批张家口外的骆驼。他在书中这样记载：“我们慢慢地靠了岸。在戴着橹楼的蜿蜒高墙的黑影下，逼着河岸，一列长长的帆船都系着缆。岸上拥堵的情形，约略是天津大沽的容貌，只是多了成百的蹲在沙上的口外骆驼。”可见，即便到清末社会骚动不安的年代，通州与口外的商业贸易依旧没有隔绝。从目前的资料看，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可见交往于通州与张家口之间的驼队。 从通州到朝鲜半岛，构成了成熟的贡道 三是从通州出山海关，到朝鲜半岛，构成了成熟的贡道。 明代十分注重对辽阳和开原等地的运营和管理，特别是对连通东北地域及朝鲜半岛的驿路十分注重。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以都指挥使马云、叶旺率兵渡海，自金洲而抵辽阳，设定辽都卫，既而分设定辽左等五卫，并东宁卫，金复盖海四卫于沿边。已而改设都指挥使司而统属之。招降纳附，开辟疆宇。复于辽北分设沈阳、铁岭、三万、辽海四卫于开原等处，西抵山海，分设广宁及左右中卫，义州、宁远、广宁左右中前后五屯卫于沿边。星分棋布，塞冲据险，且守且耕，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溟、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河而亘沙漠。又东北至奴儿干预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并兀良哈三卫。”京师通往东北地域、朝鲜半岛驿路的贯串，为朝鲜使臣朝贡提供了陆路交通的方便条件。 朝鲜位于东北亚，是中国近邻，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的明清时期，正值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时期。朝鲜王朝主要经过定期朝贡来维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明初定都南京，朝鲜主要经过海路直接前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朝鲜使臣由陆路入京遂成定制。朝鲜使臣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普通将明代的记闻称为《朝天录》，清代的记闻称为《燕行录》。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将其编辑构成《燕行录全集》，为研讨清代中朝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一时期朝鲜使臣入京道路为：从九连城一路北上至辽阳，然后由此西行经过鞍山、牛家庄、沙岭、广宁、小凌河、沙河等驿入山海关，在经过抚宁、石门、渔阳、三河、通州等驿入京。明末清初，由于东北女真与明的战争，道路有所变更。清军入关后，朝鲜使臣行进道路基本因循了明代陆上朝贡道路。但是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为界，略有变更。此前，他们使清道路是经过海州、盘山、山海关抵达北京；尔后，道路改为辽阳、盛京、广宁至山海关，再到北京。 通州是朝鲜使臣入京的最后一站，也是回程的第一站，因而对他们来说，通州具有特别的意义。使臣们到了通州，要办理入京前最后一道公文手续。如朝鲜使臣李廷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出使北京，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四月十二日抵达通州，“往衙门讨得礼部印，颁通报一纸”。从这条记载看，礼部在通州设有办事机构，担任审核把关，待考证合格后，盖印表示能够进京，并颁发通报。然后由使臣将通报呈给礼部，从通州启程进京。并不是一切人都能够进京，有一部分要留在通州担任布置相关工作。嘉靖十六年（1537年），书状官丁焕随团出使北京，依据其在《朝天录》中的记载，他们来到通州“投宿廛肆中人家”，第二天，“圣节使通事金司监官郑蕃等来谒”，又过了一天，“早遣洪谦、李宝先往朝阳门呈报单于宫官之司察者”。由此可见，在通州，朝鲜方面布置有特地的工作人员。 从朝鲜使臣的记载看，在通州活动期间，使臣们或住潞河驿，或住旅馆，或投宿民家，并无定制。但潞河驿是他们公务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与其他国度使臣交往的场所。如成化十七年（1481年），成伣一行在通州潞河驿遇见安南使臣，他们不只互有交往，还写诗互赠。成伣写诗《通州驿馆次安南使韵》： 车书盛治喜遭遇，玉帛东南此会同。 宾馆笑谈何款款，驿亭车马忽匆匆。 他年魂梦青天外，此地情怀白日中。 莫向南楼作分手，潞河初涨夕晖红。 安南使臣写诗回赠，其诗为《次安南使阮伟挺夫韵》： 玉节天南使，金台路上逢。 语因风土异，心共性天同。 喜接城南杜，还惭吴下蒙。 琼瑶携满袖，十袭以归东。 由此可见，在当时，通州已是一个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 漕运盛况构成了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的现象 元代海运、河运并行，将南方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往京师。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在通州转运。为了转运需求，朝廷在通州设有十三仓。关于元代通州十三仓的范围和贮存量，在《大元仓库记》中有记载：“乃积仓七十间，可储粮一十七万二千五百石；及秭仓七十间，可储粮一十七万五千石；富衍仓六十间，可储粮十五万石；庆丰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延丰仓六十间，可储粮十五万石；足食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广储仓八十间，可储粮二十万石；乐岁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盈止仓八十间，可储粮二十万石；富有仓一百间，可储粮二十五万石；南狄仓三间；德仁府仓二十间；林舍仓三间。”共计756间，能够贮存粮食182.25万石。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往北京之后，江南漕粮输往北方，运输方式发作了一系列改造。永乐前期，因战乱等缘故，京杭大运河运输不畅，所以南粮北运多用海运。如永乐元年（1403年），“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从永乐元年到十一年（1413年），朝廷海运粮食的记载频频出往常《明太祖实录》中。永乐中期以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途径。 郭守敬所凿通惠河“洪武中渐废”。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可见，明初从张家湾到京城既有陆路也有水路，只不外因水浅，只能用小船，运力十分有限，只能主要依托陆路运输。嘉靖七年（1528年），巡仓御史吴仲扫除各种阻力，应用金代闸河故道，重新疏浚了通惠河，将通惠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即往常通惠河入北运河的位置。此举直接促进了通州城的进一步延展繁荣。隆庆二年（1568年），朝廷对通惠河进行了一次大修。万历后，多次将修浚通惠河提上日程，但是议而不决，没有落实到行动。 清代漕运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到清中期，随着海运技术的进步，加上运河管理不迭时，朝廷逐步尝试海运。安定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运河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从同治五年（1866年）开端，江苏、浙江都用海船走海路，运至天津大沽口。然后由顺天府通永道（驻通州城内）接驳海运，官方提供驳船，招募顺天府相关州县的庶民为船夫，将粮食运输到通州。史书记载：“每拨米五十万石，分作十起转运，拨船一百六十只为一同。” 那么，明清两代这条运河要运多少粮食呢？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1410年），运达北京的税粮为201万石。尔后，永乐一朝基本维持在200万石至257万石。而永乐十三年（1415年）高达646万石。宣德年间运送至北京的税粮数额动摇较大。最低的是宣德元年（1426年），为239万石；最高是宣德七年（1432年），为674万石。
飞行在北运河上的运粮船。 清代嘉庆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左右。道光开端，逐步减少至300万石，乃至200万石。自道光五年（1825年）河海分漕以来，运到通州的漕粮数额：道光五年（1825年）至三十年（1850年），每年约280余万石；咸丰元年（1851年）、二年（1852年），各220余万石；咸丰三年（1853年）至十一年（1861年），约110余万石。同治以后，运量逐步减少。 漕船在大运河上行驶，一总帮船队有多长？这要看一总帮漕船的数量、漕船的长度，以及飞行的队列编排状况了。以江安帮（江苏和安徽两省长江以北区域的漕帮）为例，依据咸丰《户部则例》资料，在咸丰元年（1851年），江安粮道共有漕船2561只。按当时规制，每只漕船71尺（约22米）。若是单列排队前行，不计算前后船的空隙，衔接起来达56.3千米，即便是双船并行，船队也长达28千米。一个总漕帮的船队在大运河上，汹涌澎湃几十千米，朝鲜学者朴趾源描画这种现象为“（潞河）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看来没有丝毫夸大。在清代，朝鲜使者常常将通州“舟楫之盛”，与“皇都之神丽”“辽野之旷阔”，并称为三大壮观现象。 每年三月初一，第一批漕船山东德正帮漕船抵达通州，这天对通州漕运来说是个浩荡的节日，标记着一年的漕运就此开端。户部仓场侍郎、仓场总督、巡仓御史、坐粮厅厅丞等官员亲身掌管祭坝神仪式。仓监视、坐粮厅各股吏役和经纪、车户、船户、斛头号和抵通第一批漕船的领运、官兵等，还有通州的各级官员齐聚祭奠拜神现场。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并构成了通州一个特别的节日，即“开漕节”。各省漕粮运抵通州，在通州城东门外的运河上构成了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的现象。 原文作者/杨家毅 摘编/安也 编辑/袁春希 校正/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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