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英王派遣使团不远千里前来大清国，当然不是为了向乾隆祝寿，而是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央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允许英国在舟山左近一岛屿修树立施，作存货及商人寓居；允许选择广州城左近一处中央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的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大清皇帝乾隆十分友好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颟顸自大的清王朝自外于世界大势之外，给中国十九世纪的近代化转型预定了悲怆的调子。 假定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国，状况又会如何呢？还是来看一个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中央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送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由于，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徕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早八百年展开。
从“朝贡”到“互市” 清政府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分歧，实践上便是近代通商体制与朝贡体制之间的抵触：一方请求两国对等通商，一方却仍坚持朝贡关系，视对方为朝贡格局中的一个藩属国。乾隆朝《大清会典》所载的朝贡国名单上便有“西洋”，清人观念中的“西洋”，包含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度，清人以至将英吉利当成荷兰的属国。 在马戛尔尼使团到来之前的顺治十一年（1653），荷兰曾以朝贡的名义遣使来华，向顺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央求朝廷接受贡品并给予回赐（此即朝贡贸易）。顺治帝批复：“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著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荷兰因而取得了跟大清国展开朝贡贸易的机遇，每八年来华一次，每次可带商船四艘。 在过去二千年中，中原王朝与海外诸邦的贸易关系，大致上被归入两个系统中——朝贡系统与互市系统。互市是指两国对等、互利的通商；朝贡则是中原王朝布置天下次序的机制，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用。从实质上说，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双重错误等”的商贸关系：诸邦向天朝纳贡，中国取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光彩。这是政治上的错误等：天朝高于诸邦。经济上的错误等则反过来：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意味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庞大的实惠。 清王朝是朝贡体制的回光返照，鸦片战争之后，朝贡体制很快便被屈辱的条约体制所替代。一千年前的唐王朝才是朝贡贸易的鼎盛期，《新唐书》说：“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诗人王维以富有感染力的诗句描画了大唐朝贡贸易的盛况：“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的光彩让明清两代的皇帝不时忍不住“东施效颦”的激动。 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朝贡贸易固然能够满足中原王朝的政治虚荣心，但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用宋代苏轼的话来说，“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不外这样的朝贡贸易格局在宋朝悄然发作了变更。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务实思绪，对朝贡贸易加以抑止。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朝廷服从广州官员的倡议，立法限制各国朝贡使团的范围：“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阿拉伯帝国）、注辇（印度半岛古国）、三佛齐（苏门答腊）、闍婆（爪哇）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丹流眉（马来半岛古国）、渤尼（文莱）、古逻（奎隆）、摩迦（麦加）等国，勿过十人。并交往给券（通行证）、料（物资）。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 南宋时，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拒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与此同时，宋王朝对民间的互市表示出史无前例的兴味。宋朝君主置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能够少宽民力。”宋人将从海路中止的互市称为“市舶”，兴隆的市舶，能够让政府取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也正由于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显然，假如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繁华的海上贸易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担任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答应证）、遏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需到这些机构注销，领取“公凭”，便能够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抢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能够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飞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能够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厚的航海阅历，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 ，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缘由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舞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服从便”（但不允许“擅载外国入贡者”，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近代质量，从这里可见一斑）。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展开商贸。宋人描画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自然产品，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这完整是兴隆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能够推算出，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 宋政府十分留意维护来华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下诏：“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绍兴十六年（1146），曾有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知，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为维护海上贸易与商人保险，打击海盗，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维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左近的海域，“则相庆祝”。为什么？由于这意味着保险了，这时分，“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十分浩荡，“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画泉州港贸易的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首诗总是让我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假如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表白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光彩，那么“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表示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由于它更有近代气质。
从开放到封锁 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舞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送远人在华定居——我们往常都以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假如不是超越的话。 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嗣。“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髮鬈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后来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寓居。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气、习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取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寓居的城市修建蕃学，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八百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的央求，完整没有超越宋代已实施的开放政策。 宋朝的法律明白维护在华蕃商的财富权、遗产继承权。南宋乾道年间，一位真腊商人不幸死于明州，留下巨万遗产，却没有亲人在侧。当时有吏人提出将这笔遗产没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将商人的遗体与遗产送回他的国度。真腊国王很受感动，致谢说：“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宋朝也允许蕃商跟华人通婚，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商人蒲亚利在绍兴年间“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还有一部分蕃商被吸纳进政府当官。 中国是在明清时期才走向封锁的。朱元璋树立明王朝之后，立刻改动了宋元以来开放的市舶制度，厉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自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与此同时，“厚往而薄来”的朝贡贸易却重获注重，朝廷将互市归入朝贡系统之内，非入贡不准互市，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朱棣时期固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下西洋的目的并非开辟自由的海上贸易，而是耀兵异域，招徕朝贡，民间的互市依然在遏止之列，“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存留贩卖，其现有者，限三个月内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 唐宋时期不时坚持互市与朝贡两套系统，宋朝以至有意抑止朝贡、展开互市，但明王朝却痛快让朝贡系统吞并了互市系统，开历史倒车。 从洪武朝到隆庆朝二百年间，明王朝基本上都在推行海禁之政，只不外时松时严。而随着政府控制力的降落，民间也盛行海上走私之风。到隆庆元年（1567），朝廷才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但即便是隆庆开关，也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外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清室入关之初，立刻又恢复了愈加严厉的海禁，“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寓居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后，才放开了海禁，设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四个海关口岸，准许商船出海贸易，史称“四口通商”。但清代的海外贸易很快构成了所谓的“公行”制，由“公行”垄断与外商的贸易，其他商人不得分享特权。到乾隆朝时，“四口通商”又变成“一口通商”，一切西洋商船必须从广州入关。乾隆还对在华外商实施严厉的管制：遏止外商在广州自由出入；遏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即便有事必须住冬，也只能“往澳门寄住”。与唐宋时期政府在口岸城市设蕃坊供蕃商定居、置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的开放胸襟相比，可谓有大相径庭。 英人遣使洽商之路既行之不通，最后竟以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的国门，迫着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则：“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中央官公文往来。” 条约签署那一年，恰恰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这部著作引见了海外诸国的天文、商业、社会、政制，魏源也因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另有说林则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第一人”之说，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历来均闭目塞听，只需到了魏源时期才知道去了解海外世界。其实这是错觉。早在南宋时，赵汝适出任福建路市舶使兼权泉州市舶使，即于“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理之联属，山择之蓄产，译以华言”，写成一部《诸蕃志》。 《诸蕃志》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北非、远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经济政治，掩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意大利半岛、东北非等地域，并记载有自大宋国航海至海外诸国的里程与日程。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之前，600年后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岂敢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顺便安利一下我的新书《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化》。酷爱艺术、茶艺、香道、插花、宋瓷、汉服、黄酒、琴艺、书画、古典家具、文雅生活的朋友，这是你们必备的一部书。放在工作室、办公室、书房，特别有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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