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期也曾经有过万邦林立、一城一国的局面（执玉帛者万国），相似于希腊城邦世界。到周初还剩一千八百个部落方国。但最终这些城邦没有长期分立，而是在争斗吞并中构成了地域性王国，进而展开成统一王朝。名义上看，西亚北非的古老文化如苏美尔、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其实不一样。亚非古国靠的是“神权”，中国靠的是世俗伦理共识。

夏商周时的邦国世界中，一直存在一个从政治实力到文化影响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大邦，作为名义或实践上的共主。谁能当共主，取决于谁具有独一的天命。天命同时包含了武力和道德。道德不是以神权，而是以民意做基础。谁能既强大又保民，谁才干具有天命。否则，天命就会转移，就会发作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但失去天命的邦国并不会被消亡，而是作为服从次序者继续生存展开。战国七雄虽不再服从周天子，但却共同以为天命只需一个，分治不能耐久。诸子百家争论如此尖利，却也共同以为，树立统一的次序，才是由乱入治的要道。同时期的希腊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需不同的联盟，相互斗争而从不以为存在一个“共同的次序”。

从城邦之间的关系来看，周人的新封国对周天子负有拱卫义务，非周人的封国经过与周王朝联姻而树立亲戚关系。封国之间有一整套规矩要遵照，好比一国发作瘟疫，其他国度要支持财物；一国发作灾荒，其他国度要借粮；一国有喜事丧事，各国要前往庆祝哀悼。这些义务是强迫性的，由天子担任维持。即便在天子权威削弱的春秋时期，霸主们也要维持这套规矩才干当霸主。这就强化了邦国之间同属“华夏世界”的认同。而希腊城邦之间，固然祖先的血缘有一定关系，但彼此之间没有树立义务关系。即便是从母邦殖民进来的新城邦，对母邦也没有义务义务，以至经常反戈一击。希腊人也苦恼于这一点，举行各种大型节庆和赛事的初衷，就是为了“唤醒”同为希腊人的认同。但即便在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共同身份也只起到微小作用。

两种文化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时走向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言语上分。其间也有统一的努力，如罗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趋向占领主流，最终归结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中国则不时走向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言语上合，其间也有分别的时期，好比王朝更替，好比游牧民族冲击，但合的趋向占主流，培育了中华文化的集体主义根性。

中华文化并不是没有“分”的概念，但并不是“分治”，而是“分工”。荀子关于“分合关系”论述最为明白。他说，人膂力弱小，何以能超越禽兽而生存？由于人能组织成集体。组成集体的关键在“分工”。即肯定不同的社会角色，但要对彼此承担起义务。只需分工契合“礼义”，就能整合社会。因而，分是为了和，和是为了统一，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大，强大则能够改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