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万国来朝”消亡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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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万国来朝”消亡史（上）

前文中，我们带大家观赏了绘制于乾隆26年（公元1761年）的那幅看似风光无限的《万国来朝图》。遗憾的是，经考证后图中内容只是虚拟之作。有史学家经过对《实录》和皇帝的《起居注》考据后，以为那一天只需“御太和殿受朝，作乐宣表如仪”，然后请蒙古王公和各位臣工吃了顿饭，基本没有万国来朝。假如这种推论是科学有据的，则只能阐明大清朝廷特别是皇帝爱面子的水平曾经抵达了掩耳盗铃的地步。

除了那卷《万国来朝图》，我们还能从历朝历代传播下来的《职贡图》中看到帝王们对“万国来朝”的盼望。自汉武帝时期，构成了完备的国际性朝贡制度，之后历代相沿，成为每个朝代的外交盛事。“职贡图”主要是指用绘画和文字的方式，记载海外各国及国内少数民族贡使向皇帝觐见纳贡的状况。职贡作为一种外交活动，展开到后来，凡是内容上表示中国与外国或其他民族交往的图画，都能够被视为《职贡图》。《职贡图》与《万国来朝图》相辅相成，成为历代封建政权彰显国力、拓地扬威以及民族融合的记载和意味，备受历代皇帝注重。

今天我们观赏同为清乾隆年间绘制的《职贡图》，现珍藏于法国国度博物馆，上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耆念之寶”、“圓明園寶”等钤印，为乾隆皇帝暮年挚爱。

朝鲜古营州外域，周封箕子于此。汉末扶余人高姓据其地，改国号高句骊，亦称高丽。唐李征之，高氏遂灭。至五代时有王建者，自称高丽王。历唐至元，屡服屡叛。明洪武中，李成桂自立为王，遣使请改国号为朝鲜。本朝崇德元年，太宗文皇帝亲征克之，其国王李倧出降，封为朝鲜国王，赐龟纽金印，自是朝鲜遂服，庆祝大典俱行贡献礼。其国分八道、四十一郡、三十三府、三十八州、七十县，王及官属俱仍唐人冠服。俗知文字，喜读书，饮食以笾豆。官吏娴威仪，妇人裙襦加襈，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为饰。

“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上贡者为朝贡国，凡肯来朝贡的国度、地域、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有过什么血海深仇，都慨然接纳之，两国便再次睦邻友好了。自汉武帝开端，不时到乾隆盛世，“万国来朝”的大戏就没有断过，藩属国形单影只的来朝贡“天朝上国”的戏码，贯串了整个中国历史。它不只仅是演给外来蛮夷看的，更是演给帝国全体臣民看的——它如此明白地通知庶民，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为万国景仰反对的国度，是多么的幸福。

但其实，任何一个藩属国在朝贡体系中都不是完整被动的，它们一切行为的动身点都是应用天朝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人却不时顽固地停留在“中华天朝”的想象中，招致外交活动中经常呈现严重的信息错误称。所以实践上，每次有藩属国来觐见献贡，对王朝的国库都是个不小的刺激。没有厚利，哪来的友好？少数民族甘于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不远千里来朝贡，是由于能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恩赐”，而且这种恩赐是数倍于他们的纳贡，他们仅仅是亏了虚名。

富有的中原王朝则以强盛国力为后台，舍点财物，换得对方屈从，那才真的是“四夷顺而天下宁”的盛世局面，八方来仪，天下安定，又何乐不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中国式的朝贡外交便昌盛起来，不时持续到清朝。藩属国贡使进入中原，沿途差旅吃穿全由中原王朝包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客的中原人自然不能怠慢人家向化的诚心，藩属国使团吃的是大鱼大肉，连马儿吃的都是上等草料，当然费用由中原王朝掏腰包。

以明朝为例。明朝是中国朝贡体系的重要节点——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压制的贸易需求开端从朝贡体系找缺口；文化自尊心史无前例的激烈，构成了“天朝上国”的心态。从朱元璋开端，恩赐政策就十分畸形：“来者辄授官”、“薄来厚往”。一批使臣因而受封，带走大量财物。

同时，宗教人士朝贡开端增加。明成祖朱棣先后分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等宗教首领，又三次派遣河湟、洮岷卫所官员为朵甘、乌思藏帕木竹巴阐化王等修整驿道，为朝贡者无偿提供食宿、车辆、护送人员，僧俗首领朝贡往复史无前例的方便保险。普通来说，藏区所带贡物多是舍利、佛像、氆氇、铁哩麻、酥油，朝廷回赠则为茶叶、绸缎、麻棉织品，另有金、银、纸钞等，对僧人还赐给袈裟、帽靴——赏物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贡品数倍，这给了朝贡者十分大的刺激。

以至还有骗赏者。汉藏交界处，会番话的汉人也会装扮成藏区僧人，去京城“朝贡”，常常所得不菲。不得已，朝廷只得在四川、陕西等地设立官员拦截，劝止无法分辨的朝贡者回家：名额有限，明年早点来吧......即便在这种状况下，成化八年（1472）仅川、甘藏区朝贡人数还是抵达了4200人，赏彩缎8542表里，生绢8524匹，钞298300锭。由于番邦进贡，中原前后珍藏了十万多斤佛骨，八千多颗佛牙，舍利子无数。

其实关于明朝来说，贡使进贡什么、进贡多少基本不重要，礼节到了就行，于是还就真呈现了“空手套白狼”的贡使。

明宣宗时期，曾经有一位名叫巫宝赤纳的满刺加国使者来朝贡。期间陈诉被邻国所欺，“国王欲躬来朝，但为暹罗国王所阻”，央求宣宗调解。巫宝赤纳这次来京，并没有呈上任何贡物。有礼部官员倡议，“诸番贡使，例有赐予。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而在明宣宗朱瞻基看来，“远人数万里来，来诉不平”这件事自身，足以表明其对中国的“诚敬”，其意义超越了进贡，所以毫不犹疑的给了恩赐。细致赏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向大方。最后宣宗还顺便让巫宝赤纳搭乘郑和宝船回了国。

恩赐之外，款待贡使也是一项庞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常常需求很多时日，而沿途往复的车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冷静处置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候。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返航，期间明朝政府一定是好吃好喝好款待，巫宝赤纳也甚是自由。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以至一等就是三年，但他们都乐此不疲。

中原王朝大方，藩属国自然也很热情。其实，那些藩属国早知道中原王朝的外交企图，他们所呈的贡礼，也就是当地一些土特产，没有多少经济价值。《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依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度的旧协议，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度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来到中原王朝，但目的很明白——牟利。他们带来的贡礼大多是玉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

这里所说的“宝石”，多半是藩属国自家河沟里出产的奇石，并不是我们往常意义上的宝石。以暹罗、锡兰和爪哇为例，这几个地域终年向明朝进贡的贡物是一种称为“碗石”的宝石。进贡“碗石”最多的是暹罗，该国曾在正统二年（1437）运来一批，当时明朝给了每斤250贯的高价，使暹罗获利颇丰。到正统九年（1444），暹罗便又运来8000斤，此次礼部以为碗石非贵重物品，每斤降价为钞50贯，仅值上次给价的1／5，后来又减半给之。

这“碗石”还真不是名贵的石头，固然是国外进贡，可此物在中国并不稀有，充其量就是一种鹅卵石。但由于明朝采取“薄来厚往”的政策，对外国进贡来的东西一概照单全收并给以钱钞，因而许多国度都冲着图利而将方物运往明朝，“碗石”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即便明朝给的价钱低了不少，暹罗贡使还以为有利可图，由于这基本就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啊。故在正统十二年（1447）再运来“碗石”1380斤，且请求循正统二年例给价，结果在礼部发作猛烈争持，最后闹到英宗那里，才不得不每斤给钞50贯了事，并通知今后不准再贡。

日本也是朝贡体系的极大受益方。好比，宣德九年(1434) ,日本国王的贡物是：马29匹，撒金鞘大刀2 把，玛瑙大小20块，金属屏风3付，黑漆鞘柄大刀100 把，铠1领，砚台1面并匣扇100把；而明朝政府的回赐是：赐国王白金200两，花绒绵4匹，丝20匹，罗20匹，纱20匹，绢20 匹；赐王后上述物品的一半，总价值远远大于日本的贡品。

除此之外，日本还应用朝贡的机遇为自己的刀剑“带货”。朝贡使臣乘坐的船上除少数贡品外,大部分是商人携带的货物，当中包含日本刀在内的武器特别多。由于 明朝政府规则外国朝贡的武器不得在民间买卖，便全部由官方买下，给明朝构成了繁重的经济担负。明朝政府也曾努力使日本少带刀剑，成化二十一年(1485) ,明宪宗曾请求日本各样刀剑，总不外3000把。景泰年间也曾压低收购价钱。但日本贡使和商人置之不理。

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说法，明宣德八年（1433），日本入贡刀3052把，景泰四年（1453）增至9900把，成化二十年（1481）又增至3.861万把。据研讨统计，1432年之后日自己十一次入贡刀的总量抵达约20万把之多。这样一把贡刀在日本售价800文，而明朝的收购却高达5000文一把，可见从中谋取的利润是十分庞大的。

除此之外，锡价每斤不外500文，但朝廷给朝贡藩属国的价钱是8000文，高出市价十六倍；正常进口苏木是每斤500文，朝廷给朝贡藩属国的价钱是10000文，是市价的二十倍；胡椒在产地每斤不外19文，运到中国的市价是每斤3000文，而朝廷给朝贡藩属国的价钱是每斤30000贯，是市价的十倍，是产地价的一百六十余倍......

按道理说，各个藩属国都或多或少从中原王朝取得了数倍的利润，理应失职尽责表演好自己藩属国的角色，可事实并非总能如此。越南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康熙称“累世以来抒诚进贡，恭顺有年，谊属屏藩，忠荩夙著”。雍正称越南“累世恭顺，深属可嘉”。但历来被我们以为十分恭顺的藩属国越南实践上对中原王朝不时采取诈骗的伎俩。

依照“礼仪”，只需中国才干在国名或称谓前面加上“大”字，所谓“大天子”、“小诸侯”也，这是藩属国不可逾越的规矩。但越南从北宋初年独立之后，不时在自己的国号之前加“大”字。我们查越南史籍文献，不论朝代如何变更，越南不时自称“大越”。直到清代中期，阮朝统治者才换了国号，自称“大南”。

越南人自己总结这个外交方针叫“内帝外臣”：“我越奄有南土，通好中华，虽君民建国，自别范围，而内帝外臣，常膺封号，揆诸理势，诚所宜然，故其册封之礼，贡聘之仪，历代邦交，视为关著。”在与明朝交涉的表文中，安南国王普通运用假名，而在国内则用真名。关于这一点，明朝人曾经留意到了。

叶向高在《苍霞草》中说:“其君长尤狡狯，有二名，以伪名事中国。自黎氏以来，虽奉贡称藩，然自帝其国中，如赵佗故事，死则加伪谥。”为什么要在表文中用假名呢？这主要是出于维护自尊心的需求，以为向中国进贡、向中国皇帝磕头是件屈辱的事情。于是在国内祭天的时分用真名，但面对中国时却用假名。由此可见，越南对中国不时采取诈骗的态度。

“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不在乎被诈骗。他们恭维皇帝的措施就是让他置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进贡，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在朝贡中所付出的要远超所获的），是中国在向其他国度进贡”，利玛窦在他的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朝贡体系中的问题。存在一定一定合理，但肯定有它的道理，至少在朝贡过程中，帝王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满族，王朝也得到了一定时期内边疆的相对战争。但长而久之，朝贡外交铸成了各王朝爱面子、好方式之风，君王以挥洒豪情来换取各族各国使臣的跪拜，而不顾财政的虚乏和庶民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