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俗与“节气”相关的文化传统，是在对“天人之际”神秘关系的体会、察看、探求和了解中生成的，表示出认识自然与人之关系的聪慧。“二十四节气”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作为季候与农事关系的阅历，在秦汉时期得以达成普遍共识，并全面影响社会消费与社会生活。相关文化理念对后世习俗构成某种规范。所谓“时节”“节庆”调理社会节拍的作用，在秦汉时期也曾经能够看到初期表示。 李约瑟留意到古代中国人“十分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合一”（《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就汉代而言，除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为人们熟知而外，董仲舒讨论的“天人之应”“天人之征”，公孙弘所谓“明天人分际”，以及《韩诗外传》“合天人之际”，《淮南子》“明于天人之分”等，都表示对同一命题的关注。《说文·竹部》中说：“节，竹约也。”段玉裁注：“引申为俭省、节制、节义字。”“节”作为指意时间的语汇，应当与肯定的日期距离有关，提示了消费与生活的次序。在以农耕为主体经济方式的传统社会，有关“节气”“时节”“节庆”的思想创见和礼俗构成，是值得珍爱的文化遗产，表示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
“风雨时节”理想 汉代文字遗存中多见以“风雨时节”方式表白的对适合农耕消费正常气候的庆幸和祝福。汉镜铭文多见“多贺国度人民息，风雨时节五谷孰”文句。“风雨时节五谷孰”，又写作“风雨时节五谷熟”。又《三公山碑》“皇灵□佑，风雨时节”，《曹全碑》“风雨时节，岁获丰年”，也都表示“风雨时节”是共同的社会理想。“风雨时节”，既是民间通行的吉祝，也是政治文化话语。晁错对策论“治国大致之功”，包含生态维护，“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这样则能够“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汉书·晁错传》）。“四时节”“风雨时”，就是“风雨时节”。 与“风雨时节”相反的情形，是“风雨不节”。《史记·乐书》载：“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周易参同契》也说：“风雨不节，水旱相伐。蝗虫涌沸，群异旁出。天见其怪，山崩地裂。”居延汉简可见“始春不节”简文。相近的意义，又有“始春未和”“方春时气不调”等关于异常气候的表白与记载。敦煌汉简可见“春时习尚不和”“方春不和时”等记载，意义也是相近的。 《吕氏春秋》“十二纪”强调，施政要依照由长期农耕生活阅历总结的十二月令行事。“风雨不时”，与政策失误有关。《吕氏春秋·孟春纪》说：“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又《季春纪》：“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夏纪》：“（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纪》：“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这一理念在汉代得以继承。《淮南子·时则》写道：“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国乃有恐。”“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违犯了“时序”“时政”“时则”，则能够招致山林“草木”的原有生命次序被破坏，农业消费必定遭到影响，或“民殃于疫”，以至致使“国乃有恐”“国有大恐”，危及国度安定。
“时序”准绳：《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 《吕氏春秋》“十二纪”系统记叙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消费程序以及应当留意的诸多事项。《逸周书》中《周月》《时训》《月令》诸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大致相近的内容。所谓“时政”“时则”，强调了一种次序。这种次序自有自然的准绳。汉代人的习用语“时序”，有可能即表示了这种准绳。汉代瓦当有“时序□□”的文字。陈直《秦汉瓦当概述》写道：“时序残瓦，仅存右边，《东都赋明堂诗》云：‘五位时序’，亦同此义。”（《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瓦文“时序”因文字不完好，语义未可揣断，但是在汉代人的生态环境认识中的确有“时序”的观念在起作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调查舜的执政才干，“善之”，于是使舜参与国度管理，“百官时序，宾于四门”。这里所谓“时序”似乎难以中止确切解说。司马迁关于舜正式当政后的表示，也有一段文字说到“时序”：“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关于“时序”，张守节《正义》解释：“言禹度九土之宜，无不以时得其次序也。” 《史记·礼书》张守节《正义》写道：“天位置，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礼”的范畴之中，似乎“四时序”比“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的政治等级制度还要重要，直接关系到“阴阳和，风雨节”。 “二十四节气”作为气候规律认识的一种标记性总结，是中国古代农人科学发现的成就。有研讨指出，“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历法的中心内容之一，它岂但包含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而且精确地反映了由于地球公转而构成的日地关系，成为控制农事时节的牢靠依据”。研讨者“考定二十四节气大致萌芽于夏商时期，在战国时期已基本构成，并于秦汉之时趋向完善并定型”（沈志忠：《二十四节气构成年代考》，《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但是《吕氏春秋》中呈现的后世作为正式节气的只需《孟春纪》所见“立春”，《仲春纪》所见春“日夜分”即“春分”，《孟夏纪》所见“立夏”，《仲夏纪》所见夏“日长至”即“夏至”，《孟秋纪》所见“立秋”，《仲秋纪》所见秋“日夜分”即“秋分”，《孟冬纪》所见“立冬”，《仲冬纪》所见冬“日短至”即“冬至”。《吕氏春秋·音律》也说：“仲冬日短至”，“仲夏日长至”。假如说“二十四节气”在“秦汉之时”“定型”，则应当是逐步完成的。其中有些细节我们尚不知晓。 但是，我们能够明白，“节气”的说法，在汉代曾经运用。《论衡·寒温》写道：“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续汉书·律历志下》“历法”条“节气”字样呈现多至6次。 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的关系，有必要阐明。《礼记》成书年代是至今未能明白的文献学史难题。固然有《月令》成于周公之手的说法，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言“蔡伯喈、王肃云周公所作”，但是东汉经学巨匠郑玄则指出：“（《礼记·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分歧周法。”陆德明也判别“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此”。清人朱彬《礼记训纂》明白赞同郑玄说，又“申郑旨释之”，罗列“四证”。孙希旦《礼记集解》则指出：“愚按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说文·虫部》“蝗”字条下段玉裁注也说到《月令》的著作权人问题：“……《月令》吕不韦所作。”有关“《月令》吕不韦所作”及“其中多杂秦制”的意见值得我们注重。或许周秦在关中地域的农业优势促成了相关学问的成熟。而所谓“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以为其以周秦学问为本，同时综合了“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的思想成就，反映了相关学问逐步完善的脉络。
“时节”“节庆”：礼俗规范与行政参与 《周易参同契》有“象时顺时节”句。“时节”，往常指节气时令。《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箔、笼。”这里的“节”“令”不连读，但是“清明节”在汉代曾经是民间通常称作“节”的日子，却是比较明白的事实。其他文献所见的说法也作“清明节”。 “节庆”一词的运用，较早的例证见于《华阳国志》：“县收得盗贼，长文引见诱慰。时适蜡晦，即遣归家。狱先有系囚，亦遣之。谓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长吏之过也。蜡节庆祈，归就汝上下，善相欢乐，过节来还。当为思他理。’群吏惶遽请，不许。寻有赦令，无不感恩。所宥人辍不为恶，曰：‘不敢负王君。’”其中明白说到“蜡晦”“蜡节”“节后”。而“蜡节庆祈”也是包涵“节庆”字样的。这里说的应是西晋故事，反映出“节庆”在西晋曾经是社会习用语。《艺文类聚》卷三晋张华《冬初岁小会诗》“节庆代序，万国同休”等都可见“节庆”，也答应以看作秦汉以来民间“节庆”礼俗的沿承。 “蜡晦”“蜡节”作为“节庆”日子，在秦史中有记载。《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张守节《正义》说：“十二月腊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又说“腊”的字义，是“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同时引录《习俗通》的说法：“《礼传》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汉改曰腊。’”又说，“蜡者，索也。岁十二月聚万物而索飨之”。看来，“蜡节”“腊节”是“中国”即中原早有的“岁终祭先祖”的日子，是日“聚万物而索飨之”。秦人崛起于西北，“效中国为之”。不外，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构成之后，这一民间“祭”“飨”礼祀成为国度仪式。“（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史记·秦始皇本纪》）。《续汉书·礼仪志中》有“腊”条，说“季冬之月”“劳农大享腊”，指出“腊”是民间“节庆”，而“劳农大享腊”则曾经是国度行为。“蜡节”前一天的群体活动特别引人注目：“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鼗。”由特地的官员领队，“以逐恶鬼于禁中”。《续汉书·祭奠志下》记载：“自洛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阐明东汉王朝肯定的“祭”“飨”制度，曾经构成比较完备的体系。“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节庆”日。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化传承展开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成员，文章有删减。） 编辑 | 张懿程 来源 | 《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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