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刘渊为何自称汉皇帝?”这个事,无妨先听听刘渊自己怎样说。 《晋书》载,永安元年(304年)八月,枭雄王浚分离鲜卑、乌桓征讨垄断朝纲的晋皇太帝司马颖,司马颖大败,挟晋惠帝连夜逃往洛阳。 此时,大单于刘渊,本要发步骑兵二万征伐鲜卑,救援司马颖。他的堂祖父刘宣说:“昔我祖先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元海曰:‘善!当为崇岗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固然,晋人一定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思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坎坷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世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乐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召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这曾经说得再分明不外了。 唐太宗亲身审阅过的《晋书·汉刘元海载记》,开篇即说:“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 这段记载又把刘渊何以“刘元海”入《载记》,以及其与汉世高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了。 “匈奴人刘渊为何自称汉皇帝?”概括地说——第一,刘渊的确具有华夏族,包含“汉公主”的血缘,其自称为“汉世之甥”并非虚言。第二,刘渊“自称汉皇帝”,很大成分上有战略战略考量。 刘渊 《晋书》载,刘渊说过这番话后,“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左国城”,即今山西离石。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开阔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诉。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尫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云云,不时讲到“后主”刘禅,又大讲了一番他准备如何克复汉室大业。 《晋书》在这里,用了一个“僭越”的“僭”字,似乎对刘渊称帝不以为然。但亦可看出,固然曹魏和司马氏终结了“两汉”,但从西汉开端构成的国度民族文化认同,依然根深难撼了。 刘渊自己,从小深受汉文化熏陶,这大约是他“自称汉皇帝”的第三个重要缘由。 其实,依照王国维于《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中的考证,匈奴亦正如《史记·匈奴传》所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徐中舒先生也就此特地做过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