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史”具有人民史、国民史之义, 它是与君史相对应并在承认君史、解构君史的过程中提出, 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树立独立富强国度需求而中止的史学建构。在价值取向上, 民史强调新国民认识和近代国度观念, 企图经过构建民史体系来抵达塑造国民、培育民族肉体、构成近代民族国度观念的目的。在内容组织上, 以平民生活为中心, 着重书写国民生活中各行业各范畴的展开轨迹, 彪炳在各个范畴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由撰述主体看, 民史是由国民自己书写也是给自己及老庶民看的历史, 从而抵达以史教化的目的。在20世纪上半叶, 进步学者普遍参与了“民史”树立, 构成了一股重要的史学思潮, 关于现代历史观的构成起到了严重作用。 关键词：20世纪; 民史; 国民认识; 现代国度观念;
焦润明教授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也是新时期思想文化思潮展开改造的重要时期。为顺应时期需求, 民史思潮在这一过程中崛起, 承担起了启示民智、建构新的历史观、国民观的重要任务。 何为民史?凡叙说一国人民自展开、自斗争之历史演进进程的书写方式及内容, 皆能够称之为民史。但它同时还要具备如下几个要素:其一, 必须“以民为统”, 把人民作为历史叙说的主体, 讲述本民族各行各业代表人物的斗争足迹;其二, 必须以培育国民认识和爱国肉体为价值取向, 使历史能够成为国民的启蒙教材, 以进步其关于民族、国度以及国民自身权益义务的认知才干;其三, 由国民自主书写, 并且是特地供给国民阅读的著述;其四, 必须有现代认识和世界眼光, 能够站在人类文化展开的高度, 看待本民族自身展开、具有文化盲目认识和“见贤思齐”肉体;第五, 能够兼容并包地采用一切科学理论和措施, 完善史学表白体系。 宏观上讲, 戊戌启蒙运动在实质上是要完成近代国度树立, 借以完成“保种、保国、保教”的目的。树立近代民族民主国度首先需求具备两个认同:一是民族国度认同, 一是国民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必定招致对现代国度的认同, 在这方面, 思想家们自晚清即开端了民族身份的建构工作, 其中关于“中华民族”构成理论的讨论就是其重要内容。同时, 关于国民身份的认同也在这一时期悄然开端, 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新民”理论的系统讨论、对国民权益义务观念的强调、关于国民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近代国度树立的内在联络都中止了卓有成效的学术讨论和理论宣传。其中对传统封建专制制度关于人自由的剥夺和人性压制的批判, 强调平民大众由“臣民”身份向“国民”身份的转变, 是树立近代国度的迫切请求。在理论上, 用民史替代君史, 既是承认君权肯定民权的需求, 也是完成近代国度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的需求。概而言之, 就是要用民统替代君统, 构成与树立近代国度的价值观相顺应、相分歧的理论体系, 进而树立国民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度观、社会观。民史确立以国民为主体的价值观, 其在启示民智及建构新的历史观、国民观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 从史学史角度, 学术界关于晚清史界反动以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邓实、陈黻宸、黄节等人的个体史学思想曾经中止过针对性的讨论, 从文化史以及启蒙思想的角度也中止了部分讨论。笔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一书中的“近代新史学”一章, 就曾特地讨论了史界反动及民史的相关问题。但是囿于资料所限, 当时许多问题未能展开讨论。我们以为, 民史思潮作为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思想史维度中止审视, 其功用与价值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且能对相关学术问题中止有价值的弥补。 一、解构旧史:批判并承认“君史” 构建与近代国度相顺应的国民史观, 理应是“民史”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对此, 只需调查民史产生的背景及动机即可明暸。毫无疑问, 民史作为一种史学思潮也是戊戌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与戊戌维新运动同步产生的。戊戌维新运动的终极目的是“保种、保国、保教”, 其细致完成步骤十分明白:在政治上, 开制度局, 设议会, 树立君主立宪政体, 完成政法体制的转型;在经济上, 展开资本主义工商业, 维护发明发明;在社会教化上, 从德、智、体等方面塑造“新民”, 最终抵达“保种、保国、保教”的目的, 旨在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逾越, 融入人类现代文化, 并展开自己的现代文化。 民史起初是以“史界反动”的方式提出来的。梁启超最先楬橥“史界反动”大旗, 其发表的《中国史叙说》 (1901) 、《史界反动》 (1902) 两文是“史界反动”的标记, 也是民史树立思想提出的标记。此外, 邓实、陈黻宸等人也参与了这次史学改造运动。所谓“史界反动”, 其实质是革“君史”的命, 就是要用“民史”替代“君史”。梁启超大声疾呼:“史界反动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1]P7) 同年邓实也呼吁:“悲夫, 中国史界反动之风潮不起, 则中国永无史矣, 无史则无国矣。[2]P23) 用“民史”替代“君史”是“史界反动”的基本目的1。 承认君史观是肯定民史观的前提, 而批判传统史学的价值观、解构旧史学就成为建构民史这一新史学的重要方式。在这一逻辑前提下, 20世纪初年的思想家们关于传统史学即“君史”着重中止了批判、破坏及其他解构工作。从批判的角度看, 思想家们以为君史“其脑坯中一切仅一帝王耳。舍帝王以外无日月, 舍帝王以外无风云。……是故霸者私其天下于一家者也, 而并私其史于一家。私其史于一家之朝廷, 则朝廷尊;朝廷尊, 则草野之文贱矣。草野之文贱, 号为正史则传, 号为野史则废[3]P25) 。“前者史家, 不外记叙人世一二有权益者之兴亡隆替之事, 虽名为史, 实不外一人一家之谱牒。……以此论之, 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 殆非为过。[4]P1) 一部二十四史不外是“二十四姓之家谱[1]P7) , 不外是记叙“有权益者兴亡隆替之事[4]P1) 。旧史学的这些弊病皆因封建史家眼中“知有朝廷不知国度”, “知有王公年代纪, 不知有国民兴隆史[4]P1) 。而且“一篇一篇, 如海岸之石, 乱堆参差”, 不外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近代思想家们以至提出了“中国无史”说, 其逻辑是中国不是没有历史, 只是没有民史;只需讲帝王一家一姓的君史, 而没有国民的历史就等于无史。梁启超在1897年就认识到“民史之著盛于西国, 而中土几绝”[5] (P59) , 中国的传统史学“强半皆君史”。而君史“又不外为一代之主作谱牒”, “致求其内政之张弛, 民俗之优绌, 所谓寝强寖弱, 与何以强弱之故者, 几靡得而睹焉”。“故君史之弊极于今日。”[5]P60) 1902年陈黻宸多次痛陈“中国无史”:“披发大叫, 抱书独行, 舌蔽耳聋, 痛哭而归, 无一人可言史, 强聒而与之, 语非我所愿。[6]P1) “我念至此, 未尝不喟然叹息而起, 曰:于乎!我中国之无史久矣![6]P13) 许之衡道:“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 是朝史, 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 又岂过欤![7]P5) 黄节也说:“悲夫!吾国种族史之亡, 而社会无传记也”, “吾四千年史氏, 有一人之传记, 而无社会之历史”, “吾国四千年旧史, 皆一家一姓之谱牒[8]P1-3) 。总之, 以君为主为“统”书写一家一姓之史, 这是君史的基本方式。 梁启超明白指出了帝制时期中国无民史的缘由, 在于没有由人民自主写成并且给人民自己阅读的历史:“盖其历史非人民自作之历史, 乃受之自他者也, 非自动者而他动者也。其主动力所发, 或自外, 或自上, 或自异国, 或自本国, 要之, 皆由外部之支配, 而非由内部之涨生。宛如镜光云影, 空过人民之头上, 故只需王公年代记, 不有国民兴隆史。……今吾中国之前史, 正坐此患。[4]P1) 他又说:“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 然按之作史者之肉体, 其实践固不诬也。吾国史家, 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 故其为史也, 不外叙某朝以何而得之, 以何而治之, 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而非所闻也。”故中国传统史学“盖历来作史者, 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1]P3) 陈黻宸也以为:“古今之稓降而我不得与知焉;中外之兴亡而我不得与闻焉;国度之修废而我不得与详焉;朝廷之得失而我不得与议焉;古圣古贤英雄奇士之行事, 而我不得居其一焉。……我亦史界中之一物也。且国而无史, 是谓废国;人而弃史, 是谓痿人![6]P13) 邓实也明白指出:“异哉, 中国三千年而无一肉体史也!其一切则朝史耳, 而非国史;君史耳, 而非民史;贵族史耳, 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 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习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 则徧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 而无一焉也。”“呜呼!中国无史矣, 非无史, 无史家也;非无史家, 无史识也。[2]P23) 中国无史其实是无“民史”, 就是不让人们真正了解事实以及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实历史。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对传统史学实质的认识和批判, 是解构传统君史的前提。新史家们强调“君史”的危害并力图消弥其毒, 他们以为是最重要的解构工作。 1. 君史无益于近代国度观念和民族思想的构成。 传统史学主要以帝王为中心, 主要叙说一家一姓的历史。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紧密控制, “史在朝廷, 史局由朝廷诏设, 史职由朝廷特简, 监修有官, 分纂有官”, “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 致使私家动触禁网, 而官修史书则“惟贡其谀佞, 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外无文字”。写史的权益被国度牢牢地控制, 其目的就是为了颂扬君主的崇高和伟业, 避免任何对官家不利的描画。“籍曰君而有统也, 则不外一家之谱牒、一人之传记, 而非能够冒全史之名, 而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属诸君, 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 视同无物, 而国民之资历, 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为谬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 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 徒为生民毒耳。[1]P21) 君史之毒就毒在肯定并崇高了君统而承认民统, 忽视人民的存在, 其结果构成了“有君谱而无历史”“只认朝廷为历史专有物”, 在思想观念上, 构成了“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度”的恶果, 于是现代国度观念无由发作, 国民永无国民资历。历史若不叙说人类群体的演进变更, 人民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历史的主人。 2. 君史的目的是不让民众了解历史真相, 故实质上是愚民之史。 在近代思想家看来, 君史是中国致弱的思想之源, 它构成了“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作, 而群体终不成立[1]P3) 的凄惨局面。“中国自秦以后而民义衰矣。户口非无册报也, 而藏匿者如故;物产非无清查也, 而虚浮者如故;吏缘为奸, 官私其橐, 而欲以比而同之, 使合适于欧美统计之事, 斯必非作史者所能为力矣。[6]P5) 陈黻宸明白指出, 君史在史料的选择上是以锢智、弱智为准绳的, 由于在当时并不是没有户口报册, 也不是没有物产清单, 更不是没有其他真实的史料, 那么为什么弃而不用呢?缘由就在于不想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由于各种禁区限制, 史家“常常目标所存, 仅于言外得之[6]P5) , 只能采取隐讳的方式暗示而已。中国史家不是写不出像西方那样的“民史”, 主要是出于专制愚民的需求, 不允许史家如此书写。史书既不能给人们以自创, 又无肉体、无理想, 因而它们岂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 反而成了“耕民智之具[1]P4-7) 。 3. 撰写君史的史家也有历史义务, 由于他们助推了君史的流布和传播。 陈黻宸表示:“固然我亦史界中之一物也, 俨然处人群之中, 前有事而不知后有故, 而不问环球互市习尚大开而梦然无所识者, 此亦学人之大耻也。[6]P14) 传统史家为稻粮之谋, 特地去撰写君史, 为统治者效劳, 而不去努力地撰写民史, 这都是有义务的。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近代思想家自身的醒悟。传统史家在历史撰述过程中盲目不盲目地成为了封建专制制度思想认识形态的卫道士, 因而在培育传统君史愚民功用的过程中也脱不了干系, 也是有义务的。这就明白提出了史学家到底要为什么人效劳的问题, 提出了史家的立场以及应持有什么样价值观的问题, 同时也挑明了他们自身的历史定位和价值选择。 总之, 近代思想家们批判“君史”、主张“史界反动”, 显然是与救亡图存联络在一同的。梁启超明白讲道, 开发民史是“倡导民族主义, 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的“刻不容缓[1]P7) 的工作。陈黻宸也提出了历史“常系于人人日用, 不可须臾离之[6]P14) “夫史者, 人人心中自然自有之物, 而但假于学士文人之笔以传者也。无天地则已, 有天地即有史。天地间无一物则已, 有物即有史。我亦史中之一物也[6]P13) 的观念。即写史与读史都是国民人人应有而不可剥夺的权益, 应努力争取并理论之。 二、构建民史:重在塑造国民史观 国民史观在实质上是与臣民史观相对立的, 就是强调把人民作为推进历史展开与演进的主体, 强调“以民为统”, 培育新民认识和国度认识。民史树立在实质上是顺应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为树立近代国民国度效劳而主动中止的史学界内部的改造, 并经过重新架构新史学表述体系, 让国民史观成为与国民国度相顺应之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思想观念上, 强调新国民认识和近代国度观念, 企图经过建构民史体系来抵达塑造国民、培育“民族肉体”、构成近代民族国度观念的目的。 梁启超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 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兴隆, 列国所以日进文化, 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P1) 强调史学在现代文化树立中的重要位置, 而民史更是有助于国民“团结”、群治“进化”的重要学术工具, 能够并且能够起到“鼓舞其爱国之心, 团结其合群之力, 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1](P6-7) 的作用。黄节更直白地指出:“造新民为历史家第一要义。否则外族入霸, 国恒亡。”[8]P1-3) 陈训慈也说:“民族肉体的发挥, 惟历史最为细致有效之方式”“充沛表白中国民族之由来变更与演进”, “增强学者之民族认识, 以鼓舞其为本国民族之生存与繁荣而努力”, 细致要用史实论述“中国民族才干之优越, 中国文化之高卓[9]P9-10) , 以培育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傅斯年更主张编写公民历史教材:“借历史事情做模范, 启示爱国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行进的启示、公德的请求、建国的模范。”[10]P55) 细致史实叙说应包含:“(1) 2阐明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上的贡献。 (2) 亲切的叙说历代与外夷斗争之艰难。 (3) 亲切的叙说国衰、国亡时之羞耻与人民死亡。 (4) 详述民族英雄之生平。 (5) 详述兴隆时期之远略。[10]P61) 其论包含了中国历史上能够激动人们感情的基本素材, 使之成为中止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载体。上述相关论述, 明白了“民史”树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培育新一代国民, 为救亡图存、树立近代国度需求而效劳。 2. 在历史架构上“以民为统”, 强调国民的历史主体性, 着重叙说人类群体的展开演化史。 梁启超说:“统也者, 在国非在君也, 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 舍众人而求诸一人, 必无统之可言, 更无正之可言。[1]P25) 对“统”中止了明白而明晰的界定。他承认“君统”肯定“民统”, 在民主共和时期“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 并将“民统”作为写史的基本准绳。参照近代西方民史的写法, “皆以叙说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 及其兴隆进步盛衰兴亡之缘由结果为主, 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1]P21) 。“以民为统”应是民史理论架构的基本准绳之一。 梁启超以为民史“必探察人世全体之运动进步, 即国民全部之阅历, 及其相互关系”, “所贵乎史者, 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 能述一群人所以疗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 使后之读者, 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1]P3) 。邓实以为, 往常是民权时期, 就应当写民史。“民史之为物, 中国未尝有也。固然, 其意义可得而言焉。夫世界之日进文化也, 非一二人之进, 而一群之进也。非一小群之进, 而一大群之进也。当其既进, 有已往之现象;当其未进, 有未来之影响。惟历史能胎之。夫民史者何物也?以群生, 以群强, 以群治, 以群昌。群之中必有内群之运营焉, 其运营之成果, 则历史之资料也。群之外必有其外群之竞争焉, 其竞争之活剧, 则历史之舞台也。是故, 舍人群不能成历史, 舍历史亦不能造人群。[11]P18) “夫民史之一切者何?则一群之进退也, 一国之文野也, 一种之存灭也, 一社会之沿革也, 一世界之变更也。[11](P18) 有关群何以强、何以治、何以昌等是民史书写中应选择的资料。“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说一群人所以相触接, 相交通, 相竞争, 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 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化, 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 享群之公利。爱其群, 尤爱其群之文化。爱其群之文化, 尤思继长增高其文化, 孳殖铸酿其文化。人群不灭, 历史亦不灭。历史不灭, 文化亦不灭者也。[11]P18) 总之, 经过人类特别是民族群体进化史的叙说, 使读者能明“团结之道”“同体进化之状”, 培育爱群、善群思想, 培善“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以及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同时还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原理, 启导未来人类文化进步, “孳殖铸酿其文化”。 3. 民史必须是国民“自作之历史”, 必须是写给老庶民看的, 同时还要有全球人类史的眼光。 国民自己写史才知道为谁而写, 写史给老庶民看才干抵达以史教化的目的。这一准绳是由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文中率先提出, 其后邓实等人及时响应、跟进讨论并细致理论的。 “民史”必须是国民“自作之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法国史学家说俄罗斯无民史时深有感触:“盖其历史非人民自作之历史, 乃受之自他者也, 非自动者而他动者也。其主动力所发, 或自外, 或自上, 或自异国, 或自本国, 要之, 皆由外部之支配, 而非由内部之涨生。宛如镜光云影, 空过人民之头上。”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历史不是由国民自己写成的, 所以不可能是“民史”, 必定是“无史”。“今吾中国之前史, 正坐此患。[4]P1) 中国传统君史与“此患”相同。为了改动这种“无史”的局面, 就必须由人民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 “由内部之涨生”, 书写国民自己的“国民兴隆史”。 “民史”必须是写给老庶民看的。梁启超以为, 中国传统史学有六弊, 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度”“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而这“六弊”又构成了三个恶果, 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1]P6) 。因而民史树立就必须避免“三难”, 把“三难”变成“三易”:必须使历史叙说浅显易懂;在选材上应选择那些与民众生活相关、反映民族演进历史线索的史实;使读者看过之后能有感触、能够“鼓舞其爱国之心, 团结其合群之力”。努力做到“本国史学一科, 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从事, 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也”[1](P7) 。即史学家应当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 让中国老庶民无论其出于什么阶级都应该喜欢并酷爱历史, 并且也都能够毫无限制地参与自己历史的书写创作。樵隐也说, 民史“使天下智愚贤不肖, 一孔之见于国与民之维系[12]P24) 。 三、民史内容:重在书写国民生活 国民日常生活史应是民史的主要内容, 着重书写国民生活中各行业各范畴的展开轨迹, 引见在各个范畴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 1.“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 叙说社会各业的展开历史, 特别应着重于叙说人民生活史。 梁启超以为民史的规范是“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 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 (谓格致等新理) 等名, 实史裁之正轨也”[13](P70) 。陈黻宸也以为, “我观于东西邻之史, 于民事独详”。“欧美文化之进, 以统计为大宗, 平民之事, 纤悉必闻于上。是故民之立功者, 自杀者, 废疾者, 婚嫁者, 生者, 死者, 病者, 有业者, 无业者, 每年必为平均分数, 而以其所调查者, 比而较之, 比较既精, 而于民人社会之进退, 国度政治之良否, 折薪破理划然遽解。斯所谓弥纶一代之巨作矣。[6]P4) 李大钊以为, 民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 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 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含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宽广的活动”[14]P1-2) 。蒋梦麟主张民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也[15]P30) , 强调注重平民生活的历史书写。“世界之需求不在王侯将相之特别权益, 而在平民之日常生活[15]P31) , 强调要扩张历史研讨之范围, 如“人民户口之增加, 消费力之大小, 气候天文之变更, 道路之兴废, 交通之滞利, 森林之颓茂, 为国度人民盛衰之大缘由[15]P31) 。为此, 他主张向美国学习, 书写历史范围应包含:“民力之伸缩, 工业之消涨, 学校政府之改进, 税饷之措施, 社会各机关及观念之兴隆, 宗教之自由, 教会与国度之分别, 邮政之进步, 旅游之措施与夫政治社会之兴隆, 与现时国民生活有密切关系者。”[15]P32) 依照倡导民史者的设计, 举凡与平民庶民生活相关的事物, 都能够入史, 都能够成为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维昭也主张在内容选择上应“轻个人, 重人类;轻国度, 重社会”[16] (P22) 。“凡关于人类社会之活动, 无论是小事常事, 皆可采为史料;反之, 凡无关于人类社会之活动, 无论是大事奇事, 一概割爱。”“史料之去取, 以人类社会为规范, 不以特殊阶级为规范;其事其人, 必有影响于当时或后世人群者, 方是史料。[16]P22) 2. 民史应重点书写人类或民族史上在各个范畴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事迹。 梁启超强调民史当叙说中华民族在世界中的位置:“自今以往, 实为泰西文化与泰东文化 (实为中国文化) 相会合之时期, 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 故中国文化力一定不能够左右世界。”[4](P2) 邓实主张政治家、哲学家、美术家、教育、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 也是“历史之人物”, 应当成为民史的内容;其他如学术上、宗教上、种族上、习俗上、经济上、社会上等“人群之事功”, 也是“历史之光彩”, 也应写入。“呜呼!夫是之谓史, 夫是之谓民史!”[11] (P18) 蒋梦麟主张褒扬伟人政治家, 应当与科学家发明家并重。由于“世界文化之进步, 人类幸福之加增, 科学家所赐予较政治家为尤多”[15]P31) 。关于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 都应有他们的传记, 让后人牢记他们的事迹, 同时“固宜惩处关系民族兴衰之名人, 但是同时应勿忘助成其事业之社群与无名小卒之贡献[9]P12) 。陆惟昭以为“一切史迹大都为人类公共协作而成”[16]P26) 。“盖世上事实, 无论大小, 不独胜利之日, 有赖于各方之扶助;即发端之时, 其计划分配, 在在都彼此相生者。无几何微积等之发明进步, 决无今日之天文学;无西方文化之输入, 决无今日之中国。所以旧时认一切巨大事业, 为伟人所发明或胜利者, 皆是一部之见识。从历史上看来, 止能说某人集其成, 或某人发其端, 决不能说尽是某人所造。今日之汽机, 决不是瓦特蒸气壶上之物;今日火柴, 亦决不为燧人氏所幻想得到。[16]P27) 强调人类社会各种发明都是集体所为, 这是典型的民史观念。 总之, 强调“以民为统”, 重点写人群展开演进之史, 其中包含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社会史、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习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 等等, 强调书写各行各业做出过重要历史贡献的人物, 突出人民大众的集体发明。上述这些共识, 成为“民史”的基本学术框架。 四、民史价值:融入时期激流 20世纪初, 民史已成为现代史观的承载者, “以民为统”成为史学的主旋律, 且已深深地融入时期的激流之中, 关于新国民的塑造和现代国度观念的养成,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1.“民史”的著史准绳为后世史家认可并服从, 成为民史长盛不衰的原由之一。 “民史”必须是国民“自作之历史”, 必须是写给民众看的, 这一基本准绳是由梁启超率先提出的。他不只确立了民史的书写准绳, 而且还亲身中止这方面的学术理论。如传记类有《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袁崇焕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管子传》, 专史类有《中国国债史》《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 浅显史学类有《新中国未来记》《十五小俊杰》等。 20世纪以来, 个人写史以及面向公众、写给老庶民阅读的浅显史书已汇集成流。如佩弦生译《欧美各国立宪史论》《英国制度沿革史》 (广智书局1902年译印本) 、麦孟华译《英国宪政史》 (广智书局1903年本, 日人松平康国著) 、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日本国会纪原》 (译书汇编社1903年译印本, 日人细川广世著) 、《普国变法中兴记》 (载《京话报》1901年第6期) 、《俄国立宪史论》 (载《宪政杂志》1906年第1期) 等。再如《无锡文言报》刊载的《泰西新史揽要》《俄皇彼得变法记》《日本变法记》, 《杭州文言报》刊载的《世界亡国小史》, 《安徽俗话报》刊载的《中国历代史略》等, 都是汇合大量资料中止的再创作。其中蔡东藩从1916-1926年用10年时间写成的《中国历代浅显演义》, 是20世纪初个人写史的典型, 写作目的也是为大众看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1904版) 是最早最有影响的通史。此外, 比较重要的历史教材有李泰桑《新著中国近百年史》 (1924) 、金兆梓《新中华初级本国历史》 (1925) 、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 (1934) 等。20世纪初,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丛书”29种、中华书局1915-1917年出版的“学生丛书”十余种、开通书店出版的“开通中学生丛书” (1934-1935) 等, 其中都有大量的历史著作, 反映了这一时期民史展开的基本状态。 2.“以民为统”成为20世纪史学展开的基本趋向。 纵观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更, 仅就史学而言, 无论是强调以进化论作为史学撰写指导思想、打着“史界反动”旗帜的“新史学”, 还是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一切措施来树立史学的“科学史学”, 抑或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其实质上都是在强调人民的历史, 都把民族或人民作为历史叙说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 “民统”史观已成为20世纪史学的主流, 即便某些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史著也不得不打着“人民”的旗帜。与其相烘托的, 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 因而“民史”思潮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映了这期间中国社会的深化变更, 故“民史”树立在观念形态上恰恰反映了中国这百余年间由传统的王朝国度向近代国度转型变更的历史过程。 自1902年梁启超等人楬橥“史界反动”起, 国民史学认识即开端孕生。他们出于维新变法的政治宣传及启蒙需求, 第一次明白地把历史的书写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了社会下层, 把史学对象面向民众。百年来, 国民认识不时展开壮大, 并深深地融入到史学的书写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大众为推进历史的真正动力, 愈加突出了民众自身的历史重要性。总的来看, 一百多年来, 历史书写对象由上层转移到下层, 由以帝王将相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对历史进程有严重贡献的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经济人物、科教人物、文化人物为中心, 更进而把反映时期内容的普通民众生活实态作为书写中心, 民史使书写对象发作了反动性的变更, 无疑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记。 3. 民史树立在培育国民认识、构成近代国度观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思想家倡导民史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用史学为爱国救亡效劳, 经过民史话语系统树立以及史学传布来抵达对普通国民启蒙教化的作用, 使其在民众中构成国度民族观念, 在培育国民认识方面发挥作用。梁启超一直以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能够把历史改构成为促进国民团结“群治进化”的工具。曾鲲化也提出了“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章太炎以为“用国粹激动种姓, 促进爱国的热肠”, “古事古跡, 都能够动人爱国的心机”。经过书写本国历史使民众经过读史构成民族认同, 经过引见外国亡国史激起国人的国度观念和民族危机认识, 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撰写的有关朝鲜、越南、波兰等国的“亡国史鉴”, 成了20世纪初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抗日战争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史学著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仅简举两书作为佐证。一部是傅斯年在1932年10月份出版的《东北史纲》, 该书是在“九一八”事故后回应日本帝国的侵略、培育文化抗战的最著名的史学著作。该书最显著的特性是基于民族大义, 充溢了爱国主义情怀, 用史实论证东北自古即是中国领土,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和侵华行径, “以笔抗战”, 宣传民族肉体。另一部则是陈觉于1932年出版的《国难痛史》5卷, 该书较细致地记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取中国东北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 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宣传的“霸道乐土”谬论。两书在中止爱国教育、鼓舞抗战认识等方面, 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民史著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国民认识教化作用的另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9[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邓实.史学通论一[J].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1902, (12) . [3]邓实.史学通论三[J].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1902, (12) . [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A].饮冰室合集:文集6[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5]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A].饮冰室合集:文集2[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6]陈黻宸.独史[J].新世界学报, 1902, (3) . [7]许之衡.评国粹学报[J].国粹学报, 1905, (6) . [8]黄节.黄史总叙[J].国粹学报, 1905, (1) . [9]陈训慈.历史教学与民族肉体[J].图书瞻望, 1936, (4) . [10]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A].傅斯年全集:第5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11]邓实.史学通论四[J].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1902, (13) . [12]樵隐.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J].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2, 1902, (17) . [1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A].饮冰室合集: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14]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J].新青年, 1920, (8) . [15]蒋梦麟.历史教授改造之研讨[J].教育杂志, 1918, (10) . [16]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J].史地学报, 1922, (1) . 注释 1笔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一书中对“史界反动”已中止过系统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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