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中，有关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论争异常激烈。在这些论争中，许多重要的事实逐渐显露山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赞成或反对"的党派指控的纷争之中，以上争论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大都避而不谈。 比如，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忠诚，是否和他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著作中精心阐述的"生存哲学"有某种本质联系？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联系的特性是什么？从其介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败中，海德格尔最终得出了－－如果有的话－－什么历史－哲学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论在海德格尔对其1936年以后的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的重新评价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奥托波格勒发现，"海德格尔坠入某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之中，这决非偶然，正是通过其思想明确的导向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发现有力地提示，我们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与其政治介入之间不可分割关系可能性的最初疑问，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不过，在结论部分中，波格勒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泛甚至有点儿令人震惊的说法：海德格尔从未真的通过这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而博得名声；波格勒在这一上下文中使人倍感兴趣而又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德格尔30年代早期的纳粹经历持续不断地对其思想产生某种显著的影响。以下事实似乎可以作为波格勒看法的辅助性佐证，即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他决不提及其早年曾拒绝公开效忠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要想判定有关海德格尔论争的"哲学上的要害"更为重要，而新近披露的海德格尔传记资料却"不重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方面，新近面世的由维克多法里阿斯（Victor Farias）和雨果奥特（Hugo Ott）写的两本书（尽管以及因为不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贡献基本上是两人孜孜不倦地翻检挡案资料的结果，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重新评价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遗产。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被海德格尔的门徒所淡化（遵循这位大师的掩饰策略）或否认的有关他政治介入许多事实，已经能够无可辩驳地加以确证。总而言之，这要归功于法里阿斯和奥特同时收集到的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海德格尔献身于纳粹运动，这已是有公开记录的事实。 实际上，正像现在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是证据问题并没有呈现出引起警醒的足够理由。当现代德国大学体系的全体一致（the Gleichschaltung，纳粹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委婉用语）实现时，这个体系的起源一直可以骄傲地追溯到哲学家维廉冯洪堡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的职责几乎就是"比国王更加忠诚于保皇党）－－这里的国王就是希特勒。或者，就像我们在1933年5月20日海德格尔给希特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所读到的那样："我诚挚地要求您推迟计划好的德国大学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直到该联盟的领导人实现了非常必要的全体一致。"在同年8月，海德格尔个人帮助重新起草了在州一级水平上与"领袖原则"的要求相一致弗莱堡大学分会草案。尔后，以前由大学理事会选举的校长，如今则作为大学的Fuhrer（领导人）而闻名遐迩，直接由州文化部长委任－－这样一来，弗莱堡大学具有长久历史的自治传统也就寿终正寝了。许多院长也同样被称为他们令人尊敬的学科领导人，并由新的"校长——领导人"委任。 海德格尔也是这种新体制政策的狂热鼓吹者。他在海德堡大学的一篇演讲中明确表示，现在的大学教授这代人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必要在10年时间里以新一代人来取而代之，只有新一代人才能适应"民族觉醒"的各种要求和挑战。这种右翼－激进姿态正是决定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14年友谊命运的标志，当时雅斯贝尔斯正坐在观众席中聆听海德格尔的演讲。或者，像他在另一篇演讲中所声称的，弗莱堡大学应该"融入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结为一体"。在1933年10月上旬，海德格尔在三个不同场合，为希特勒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决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公开呼吁。在这些演讲中，他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并没有在听众的想象中留下多少东西。他是这样开始演讲的："国家社会主义变革正在导致我们德国人此在的根本改变。"在全民公决中投下"赞同"的一票，这足以表明海德格尔"本真性"的决心。 |
万奢网手机版
